建国后,我国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通过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身份制度构建了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高度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结构产生了激烈、持续和深刻的分化,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问题剧增,传统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缺乏足够的弹性去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一个强大的私营部门,催生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这些变化动摇了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根基,同时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提供了机遇。如何通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协调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在维持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之间保持平衡,成为新时期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问题,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阐述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引入我国的必然性。论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从结构特征、初始条件及面临问题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治理理论在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私人机构通过互动、合作、协商和建立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出对治理理念的认同和倡导。在对以上理论进行分析后,论文对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内的几个社会治理重要主体在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定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党委的领导作用和社区的自治作用对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由于社会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主体都存在“部门失灵”问题,而且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需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对其相互关系进行重构,建立社会合作治理体系。论文第二章探讨了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回顾了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进程和演进路线,分析了社会转型对中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冲击和转型社会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以改革开放为界点,我国社会治理体制逐步从改革开放前高度一元化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以多元共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总体变迁路线和发展方向是,权力配置从集权到分权、管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管理方式从强调管制到重视服务、管理手段从人治到法治。本文具体分析了社会转型这一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体制转变、社会结构变迁、新兴社会主体成长、利益格局变化、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及价值观念分化扩大对原有社会管理体制形成巨大冲击。社会转型期存在的民生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公共安全问题对社会治理体制形成了巨大挑战,如果不能对社会治理体制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整和变革,则可能出现全民的、系统化的社会危机乃至国家治理危机。本文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对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成效进行了阐述,对现行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主体行政化、社会管理力量碎片化、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公众参与不足和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传统社会管理体制遗留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现阶段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看需要理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合作治理理念的引导下改革社会治理体制。论文第三章讨论合作治理体系的路径选择问题。论文探讨了建立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多元主体的制度安排,讨论如何使参与合作治理的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提高参与能力及协同合作能力,如何通过加强并改善党委领导和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实现合作治理。具体来看,在党委领导方面,各级党委要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原则指导下,着重提高执政党在价值导向、利益协调、组织动员和制度规范等四个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党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政府改革方面,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促进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形成社会治理合力,健全和完善政府运行的协调机制、决策机制和监督问责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完善社会治理格局,切实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在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方面,理顺党委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改革登记管理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在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同时提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和内部治理水平,以此来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的能力,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在公众参与方面,要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推进行政民主、建设服务型政府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满足公众参与需求,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参与程序,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拓展公众参与的渠道,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在社会自治能力建设方面,要通过改革社区管理体制、优化社区运行机制、完善社区支持体系、实施社区发展战略、整合社区各项资源等改革措施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如何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章试图搭建一个实现合作治理的分析框架,讨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为社会治理体制中各主体之间实现合作提供理论支撑。在机制建构方面,需要建立协商机制使各方可以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沟通、妥协。建立共享机制使各方共享权力、物质和信息资源。建立行动机制使各方建立分工合作、良性互动、高效协同的公共行动体系。建立动力机制来增强各方的合作意愿并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建立调节机制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并解决各主体之间可能产生的纠纷。建立评估机制对合作治理绩效进行评估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论文第四章从法治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技术及人才队伍等五个方面论述完善完善中国社会合作治理的保障体系。在制度保障方面,首先要健全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遵循法治思维,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其次要完善社会治理的考核制度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确立目标任务,明确评估标准和目标；通过健全评估主体、完善评估方式,实现评估主体和评估方法的多样化；通过评估结果应用、落实问责制度,注重评估结果在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方面的作用。在文化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首先要通过培育公民文化,塑造公共精神,确立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法治理念、宽容意识和妥协精神。其次要重建社会信任,积累社会资本,通过规范政府权力、重建政府信任,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市场信任,积累社会资本、增强人际互信。最后要加强文化建设,重塑价值体系,引导主流文化、确立社会道德规范,繁荣群众文化、提高公众素养,弘扬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其当代价值。在技术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要注重利用新技术创新社会治理,通过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支持和发展电子政务、加大研发和投入力度,搭建合作治理平台。在人才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要营造有利的人才成长环境,建设社会治理人才队伍,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供人才保障。论文第五章以青岛市为例对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建构做了实证举例。青岛市黄岛区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以区域化党建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青岛市市南区政府通过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成立社区工作站,建立社区管理服务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青岛市政府通过“三民”活动推进公众参与,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提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绩效。青岛市市北区通过多种方式推进社区建设,从源头上巩固了有效社会治理的基础,实现了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