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十年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果。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商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持有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份，从而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薪酬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外资一直是政府、企业以及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对于外商投资的话题大多是在宏观领域进行研究，将外资股东作为核心内容在微观领域中进行实证研究的寥寥无几。在现有的对高管薪酬问题的研究中，只有少数文献在对高管薪酬问题进行研究中考虑到了外资进入的影响，但仅仅是将外资股东作为控制变量，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研究外资持股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以及薪酬对企业业绩敏感度的影响。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公司治理结构框架构建回归模型，以2003-2009年中国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第一、第二大股东存在外资股东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在具体回归时，本文先引入虚拟变量FOR按上市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中是否有外资股东将样本分为外资持股公司和无外资持股公司进行回归。进一步地，我们按照上市公司外资持股股东所在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薪酬激励的特点，分成了几组：美国，欧洲，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以此考察我国高管薪酬是否受到外资股东的影响，从而使得薪酬激励与外资股东所在国的高管薪酬激励趋近。　　 经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在外资企业是否参股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发现，有外资企业作为第一、第二大股东的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无论在绝对水平上还是薪酬对业绩的敏感度水平上均显著高于无外资股东参股的公司，证明了引入外资股东对高管薪酬激励的积极作用。　　 在对各外资企业参股公司作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引入各国家和地区的外资股东使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对业绩的敏感度都得到了提升，除了日本外资股东对我国高管薪酬对业绩敏感度的影响不显著。其中，第一、二大股东存在来自美国的外资股东的上市公司，比起存在来自其他地区的外资股东，其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联系更加紧密，薪酬对业绩的敏感性更高。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欧洲地区外资持股的公司薪酬对业绩的敏感度水平高于日本外资持股的公司。欧洲地区外资持股的公司和香港地区外资持股的公司不仅薪酬对业绩敏感度无显著差异，而且总体薪酬水平也无显著差异，说明两个地区外资股东对企业高管薪酬的水平和激励程度的影响十分相似。东亚地区外资股东持股的公司高管薪酬不低于美国外资股东持股的公司，但是，东亚地区股东持股中国上市公司对高管薪酬对业绩敏感度的提高显著低于美国外资股东持股的公司。　　 本文的研究结果充分反映了中国上市公司在引入外资股东后，企业的薪酬激励制度会受到外资股东所在国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外资持股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及结构优化，对于我们引入外资，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