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守信重义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实信用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被人们尊崇和提倡。《吕氏春秋》谈“信”的重要性，列举了信的多种方式：“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灵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其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人无信不立，国不信则衰”，农民的信用意识不仅影响到自身，更影响到中国农村社会的长远发展与稳定。农民的信用意识不仅需要教育来提高，更需要法治来维系。　　 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考察农村信用理念的变迁史及其与中国信用法治的关系，其目的主要在于在探索信用理念发展足迹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农村信用社持续稳定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创新型农村的建设，为实现“十一五”期间农村建设目标增添助动力。本文运用建立在跨学科的多维视角透视和制度思想变迁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和调查研究资料的分析整理，提炼、梳理了农村信用理念发展的历史传统和传承变迁过程，描述和分析了农村信用制度和信用思想的现实状况，进而探索了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在中国农村信用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农村信用治理的合作社路径。　　 中国农村深受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相信人的“性本善”，尊崇“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呈现出了“血缘”、“地缘”等独具特色的信用文化。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农村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中国农村现代信用制度和信用理念也正是在传统农村信用伦理的传承和变迁中生成的。中国农村信用制度和信用理念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国农村信用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的扬弃过程，是基于理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是“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复杂活动，信用理念与法治的关系亦变的极为复杂。不可否认，法治是建立现代社会信用关系的基础，究其原因在于，法治不仅体现于确立的相关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在于法律有保障其顺利实施的有效工具。其次，法律精神自其诞生之时起便已内在的要求诚实信用的存在。由此，信用与法治的共生契合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　　 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到20世纪90时代中期时，经济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凸现出来。从文明的高度看，肇始于古希腊罗马，并在近代欧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契约文明是现代信用社会的一般文明基础。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儒家礼教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典型的身份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产生出契约文明。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信用缺失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信用危机”的提法可能过于夸大其辞，但信用状况令人深忧则肯定不为过，以至需要政府出面来强调信用的整顿和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承担着多种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管理职能，政府信用就成为现代信用的基础。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经济正常运行、推进体制创新、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环节和治本措施，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实践领域对于信用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一些深受信用问题困扰的地方，更是将信用问题提高到立身之本的高度。例如，在信用问题较为集中的农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带动下，与农民直接发生信用往来的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作为支农建设的“排头兵”，其作用自是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背景下，信用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言自明。　　 信用的内涵是什么?信用理念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何意义?我国转型背景下的农村信用有何特殊性?推崇诚信美德的华夏文明如今为何遭遇丛生的信用难题?合作社、征信系统能让我们走出信用困境吗?……这一系列基本问题尚未完全找到有充分理论说服力的答案。　　 本文拟从信用理念的变化来看转型中的中国人从农业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中的信用理论，以期为当前农村信用社会治理和发展有所贡献。从农村信用理念变迁为出发点，以信用理念的生成机理为研究中心，尝试着从点到面以法制社会等视角作一个实证分析，进一步厘清中国人自古代以来信用理念的变迁发展，从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从乡土社会走向都市化社会，最终走向产业化社会的变迁脉络。总体上看，必须在“承续传统”与“吸收现代”的平衡中不断提升和优化中国农村信用制度和理念的发展创新，为中国农村信用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依据、法律依据，并借此推进中国农村信用社的依法治理和建设，为农村信用社特殊独立的金融地位和支农宗旨提供更加有力地保障。　　 本文包括导论、主体五章、结语，共七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问题、范畴、沿革与进路。首先是针对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展开论述，指出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乐章中最为重要的主旋律之一，可以说信用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能否顺利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中国经济能否跻身世界主流经济圈的重要战略因素。什么是信用理念?其具体内涵的界定以及中西方关于信用的比较研究是此后展开的重点所在。在厘清有关于信用理念的相关概念之后，我们再把视角投向本文的立足点--信用理念的法律保障，也就是对信用理念研究的法思索，信用不是只停留于概念或者书本上的，它是要融入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中是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故而要将信用理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推进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挥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协调统一。当然这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也需要很多人的付出和努力。　　 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内容是整体描述了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变迁。中国传统的信用理念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信任型信用，它主要特点是对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者生活的地域接近的人很容易信任，反之对于那些血缘上没有任何关系，空间距离也很远的人是很难相信的，这种关系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也在经济浪潮中实行着变革和发展，由最初政府对其领导和管理，逐步到自主经营，这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而与之相关的是传统信用理念的现代转型。这是文章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在本章里，笔者对农民信用约束行为进行了一个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机理。　　 第三章主要是描述了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的冲击，旧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但是新的思维理念的形成也是需要一个反复、长期的过程，那么在新旧交替的空白时期往往容易造成思想上的空缺，故而导致行为的失范，一系列不信用行为表现也是较为突出。基于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培养现代信用机制，充分发挥法律在信用治理中的作用。　　 第四章则意在探索农村社会信用治理的合作社路径。信用社需要通过内外部的治理提升自身的信誉进一步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合作社是农民的自发组织，即个人在自愿、平等原则指导下，本着自治的精神，以互助互利为思想旗帜即按照交易额度共同分享利润、承担经营风险，并为全体社员服务的社团法人。它有着自身的优越性，对农村和农民信用理念的提升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成员——农民自身还是处于弱势的群体，加快发展可谓困难重重，迫切需要有社会等外部力量和因素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这就是要走合作社的道路，其可以通过资金联合以及供销联合实现合作之路，从而实现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进而加快农村社会的法治建设道路。　　 论文主体的最后一章是探寻信用理念生成的法治化路径，强调征信系统的建设，与此同时，必须加快立法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其中的导向作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抱着这种信条将努力在这条路上孜孜不倦奋力前行，以为中国农村的信用治理工程贡献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