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的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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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单位制的解体,公民参与在社会中逐渐活跃起来。然而在参与中,也遇到不少的矛盾和困境。因此本文从普特南的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在中国的转型背景下,对公民参与的现状和困境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本文首先探讨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对于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市场推进论”和“市场制约论”的两种意见。市场推进论者的主要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人拥有更多的自主能力和资源,将带来公民社会和公民参与的繁荣。市场制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制约了人们发展合作精神,从而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建设。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市场经济的两种效应都是存在的。一方面,它的确提高了个体的能力和资源对于增进其在公民参与中的效用,而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对公民参与的抑制作用。对此,本文作了进一步的推论: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确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而不愿在参与中与他人建立新的公民合作和联系,那么由公民参与网络,从而生成内部(网络成员间的信任和互惠)和外部社会资本(普遍信任)的能力,则是只会降低而不是提高的。经验资料的结果,也支持了本文的推论。   那么如何去思考一个国家的社团制度发展模式对公民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呢?公民参与研究中存在着普特南对公民团体和参与网络的强调以及奥尔森对于社会集团化将有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进步的两个相反的论断。正如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了团结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同时,奥尔森也提出了排他性集团(利益)和相容性集团(利益)的分析工具。而本文认为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内在联系的,基于这种联系,排他性集团创造了团结型社会资本,而相容性集团则生成了桥接型社会资本。换言之,相容性集团无疑是普特南所强调的公民参与网络的组织形式,而团结型社会资本的狭隘性则正是奥尔森分析的利益集团分利化倾向的社会产品之一。而奥尔森强调的政党、工会以及专业协会等分利集团和普特南分析的民间性社会组织的参与网络,在当代中国社会,其所面对的团体制度规则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本文从政治组织的整合效应、社团的专业化和经济性、民间参与的“去政治化”以及参与的合法性困境四个方面阐释了这种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中,奥尔森团体也能起到从团结型社会资本到桥梁型社会资本的跨越,促进了社会整合。另一方面,普特南团体的社会整合能力是敏感而多变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网络的封闭性。而这一结果的内在原因则在于:当缺乏政治规则的支持时,公民的参与网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也会成为小而分化的利益集团,于是其是无法承担起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促进整合的责任。同时本文也使用了各国公民参与的资料,从静态角度来辅证了我们的研究。从结果上显示,在相似的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国家和地区中,两类团体的社会影响是具有内在趋同性的。因此,无论是对于奥尔森还是普特南的研究而言,其结论都要考虑一个国家的社团制度和政治系统模式之间关系的问题。   最后本文继续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背景下,当缺乏制度支持时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所存在问题。首先基于学者们的分析,可以归纳一个中国信任构建中的基本命题:中国人的信任拓展是呈现出从外人到自己人的纳入过程而实现的。通过该命题的推演,本文立足于以下二个假设展开分析:假设1: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公民参与是依赖着关系路线而形成时,其所建立的信任仍然是一种无法普遍化的信任。假设2:在市场化的存在着两种力量,其在推进普遍信任的同时,也增强了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之下,依赖关系路线的公民参与和普遍信任之间的矛盾也增强了。   从结果上显示,本文得到了以下三个实证结果。第一,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内在矛盾,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是仍然存在的。无论是对不同信任之间的分析,还是从网络结构对信任程度的影响,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其降低了人际关系中生成的特殊信任,但是同时由于缺乏公共协商的制度,增强了不平等效应对封闭性的作用,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之间的矛盾则又被加强了。第三,公民参与中信任的建立模式,是仍然遵循差序性人际关系的发展模式的。这就意味着,基于制度和共识等外在客观力量上建立社会资本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公民参与中尚未形成。   最后,本文从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转型背景出发,对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进行了阐释。从公民参与困境的内在原因上,本文的结论是:由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文化传统的滞后作用,使得中国的社会资本形式处在一个传统型社会资本尚未消失,而现代型社会资本尚未形成的历史阶段。因此当重新思考了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时,事实上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构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只有形成了鼓励性而不是控制性的社团制度和跨人际的社会网络时,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地提高社会资本的效用。而这一切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制度保障和公民教育来推动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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