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挤出了企业的其他效率投资,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最终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波特假说”却提出,严格而设计得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从而利用“创新补偿”效应抵消了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合规成本,在长期中可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并加强自身的竞争力,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那么在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机会呢?本文选取了中国2011-2016年34个工业大类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据估计(sys-GMM)和门限回归的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发现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呈现“U”型曲线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阻碍了创新活动的开展,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后,环境规制则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第二、企业规模、国有化程度、行业相对集中程度和出口贸易强度都与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则显著的负相关。第三、利用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检验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时,我们发现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有限,环境规制对企业施加的压力没有传导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中,即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仍然是显著的。第四、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用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只有一个显著的门限值,没有证据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存在一个最优区间。当环境规制低于这个门限值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负相关,而当环境规制高于这个门限值时,环境规制的加强则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本文未发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存在第二个拐点或者第二个门限值,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需要合理综合运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为各行业制定合适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的传导作用,以便有效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