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德国作家芭芭拉·博伊斯(Barbara Beuys)的传记《执著的代价——大时代下李清照的戏剧性人生》(2004)为分析对象,旨在通过跨文化日耳曼学框架下的文学研究,分析博伊斯在重构李清照形象时的跨文化写作策略。作为一名非汉学传记作者,博伊斯在创作本书前,不仅亲自向德国知名汉学家请教汉学,还多次参观拜访李清照故居,重走她的生平足迹。通过这本传记,博伊斯不仅向德国读者讲述了李清照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同时还融入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中国宋代的盛世繁华景象。跨文化文学作为跨文化日耳曼学的重要内容,主要研究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跨文化性,它涉及文本话题、内容和形式、文本产生的语境以及文本的创作和接受。在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学发展历程中,基于跨文化文本话题、内容和形式等的跨文学文本研究不胜枚举,从文本创作和接受的角度分析作者跨文化写作策略的则寥寥无几。本文借用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读者概念,分析博伊斯在文本中向潜在的德国读者传递中国女词人形象和文化时的写作策略。本文着重探讨作者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文化的,作者在创作中运用的叙述策略如何有选择地保留中国文化陌异性的同时,也部分拉近德国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作者的德国文化背景和潜在德国读者的设想在创作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作者是如何处理文本中涉及到的文化差异性和共同性,也在论文中得到阐述。理论部分首先探讨了跨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继而分析跨文化写作及写作策略,并重点介绍跨文化文学中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的概念。文化的差异性在于保留异文化的陌异性,而共同性则在于拉近本文化读者和写作对象文化之间的距离。同时,本文也引入了跨文化接受中“读者”概念,将读者形象的设想以及其本身的“期待视野”作为跨文化文本创作的重要维度和参考系进行解读。基于以上理论框架,文本分析部分选取了博伊斯传记中涉及到的中德文化差异性和共同性,分析其跨文化写作和异域文化传播的策略。结论表明:博伊斯的传记《执著的代价——大时代下李清照的戏剧性人生》的跨文化性体现在:文本的描写对象、作者和读者属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作者在创作中明显设想了一个潜在德国读者,并且,这个读者还是一个特殊的“理想读者”。也就是说,这个“读者”和作者对中国文化了解和认识有重合,但是又不完全覆盖,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广度和深度明显高于读者。因此在创作中,作者一方面明显表露出她的德国文化视野,在和潜在的德国读者达成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者德国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对中国文化认识的不全面。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文化差异性和共同性时,作者通过将中德文化进行比较和类比、引入非中国文化概念、补充文化背景知识等,既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定程度的陌异性,又避免了完全的陌生感,以防止引起读者的误解或者不理解。此外,作者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产生共鸣以及和中国文化建立跨文化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