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制造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帮助7亿中国人民脱贫的同时，中国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大型工业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社会问题加剧凸显，雾霾等环保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李克强总理表示环境污染是民心之痛，世界卫生组织更是预言，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目前，我国在抑制企业环境污染方面主要采取了排污收费制度。污染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应当足额缴纳环境污染补偿费用（排污费），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它们会因此缺乏降污减排的动机而导致更多环境污染。然而，由于很难获取企业排污费数据，对于何种所有权性质企业合法合规缴纳相应排污费，仅有少量文献进行了探讨，且尚未涉及实证研究。本文认为现有相似文献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是从区域或者行业层面笼统讨论排污费存在偏差，而以企业因环境污染而实际缴纳的排污费所占总资产的比率（以下简称环境污染费率）作为比较基准，能从企业层面更加真实地反映出各地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鼓励劳动就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所做的让步程度，以及企业环境污染背后的动机。二是对于企业所有权性质与环境污染费率之间关系的考察，需要考虑情境条件的影响，不同情境下所有权性质带来的结果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公司的环境污染费率为研究对象，考察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的影响，并探索外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内部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本文试图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回答三个主要问题来厘清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之间的关系:(1)所有权性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企业环境污染费率？(2)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的关系？(3)政治关联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的关系？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采用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分析。首先运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为整个论文概念模型的构建做探索性研究。在案例研究细化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大样本实证回归分析方法对相应研究假设做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明晰整个研究的理论贡献、管理启示和创新点。具体而言，案例研究以我国不同地区的四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依照扎根理论的思路，采用文献梳理、档案记录、深度访谈等方式，对案例素材进行编码，提炼核心概念和范畴;通过跨案例比较，对现实中的多案例素材进行梳理和归纳总结。案例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所有权性质是企业环境污染税费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两者关系还会受到外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内部政治关联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为后续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的影响机制以及调节变量的引入奠定了基础。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依托资源依赖理论，首先构建了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影响的基本理论模型;其次，进一步构建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最后，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中的政治行动及董事会相关论点，构建了政治关联对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之间关系调节效应理论模型。同时，笔者手工采集并形成了一个从2009-2014年由160家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组成的包括企业排污费在内的面板数据，通过使用STATA等统计工具、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先后对三个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1)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有显著影响，国有企业实际环境污染费率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表明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业绩而给国有企业更多环境保护方面的让步。(2)经济发展水平对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环境污染费率差距在缩小;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环境污染费率更低。(3)通过细分国有控股企业后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越高，国有企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费率越低，进一步说明了国家所有权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的负面影响。(4)政治关联对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之间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效应。高政治关联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环境污染费率差距进一步扩大;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会增强其以排污费作为维系政府关系的手段。(5)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发现，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效应只作用于中央国有企业，而对地方国有企业未起到显著调节作用。中央国有企业合法性最高，政治关联意味着“资源”;地方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权政治资源已经覆盖了高管政治关联的作用;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意味着“成本”。(6)经过整体估算，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约少缴了35％-50％的排污费。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上，将资源依赖理论引入分析模型构建，为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关系机制的解释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目前，国内外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本研究不仅从所有权性质的视角探讨了环境污染费率问题，而且考察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影响的调节效应，视角新颖，具有较好的开拓创新性;(2)研究内容上，充分考虑情境条件的影响，为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的关系悖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在构建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经济发展水平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和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打开了国家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负面影响的黑箱，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揭示了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3)研究方法上，利用手工收集和整理的大样本数据，开展了实证研究。所有权性质对企业环境污染费率影响的研究难点在于企业层面排污费数据的收集，笔者采集了独特的覆盖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污染费率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Wang and Wheeler(2003)关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存在差异的论点，支持了Jiang et al.(2014)、Li and Chan(2016)以及Maung etal.(2016)等学者得出的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制造了更多环境污染的结论;(4)研究结论上，具有较好的应用和推广价值。在我国环境污染备受关注、国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探讨了企业所有权性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污染费率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前沿性问题，弥补了上述领域理论研究的不足。对那些国家所有权仍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治关联依旧盛行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