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纪录片创作的热潮席卷中国大地,大量优秀的纪实作品丰富着我们的荧屏,充实着我们的思想。在这其中,不乏为数众多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从这些纪录片中,我们不仅以一种崭新的视角重新领略影像化的历史进程,同时,更是在一种新颖的表现手法引领下看到了新时期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而这种表现手法便是“真实再现”。关于“真实再现”的争论自从这个名词诞生之初便没有停止过,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真实再现”的应用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认为“真实再现”中掺杂了过多的主观倾向性,偏离了纪录片客观“纪实”的本质特征……诸如此类的质疑不胜枚举,然而,随着《故宫》等一系列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播出,“真实再现”的应用所产生的效果引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人们意识到“真实再现”是一个以史实为依据,采用“虚构”的手法最终传递给观众“真实”的意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真实再现”的优越性得到了发挥。然而,随着“真实再现”手法的流行,现阶段很多纪录片都毫不顾及的一味模仿、搬用所谓“程式化”的技巧,使得纪录片的创作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本文从纪录片的历史沿革出发,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总结“真实再现”存在的历史必然、现阶段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种表现手法未来发展的设想。纵向上以纪录片历史发展为线索,通过对不同时期纪录片理论、风格的分析追寻“真实再现”发生的本源,并通过与传统纪实手法的比较中洞察“真实再现”的优越性所在;横向上通过对受众心理以及“真实再现”在历史题材片中的使命和责任的分析,阐释编导在应用“真实再现“手法时对于“把关人”角色的演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真实再现”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应用是否有悖于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来自观众对于影片所“再现真实”的意象的认同和评判,而这种认同和评判的缔造者便是纪录片编导,从这个意义上将,编导的综合素养决定着“真实再现”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应用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