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世纪到十五世纪前期，中国科学有过辉煌的成就，但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明清之际，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西方主要国家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的过渡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们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各民族逐渐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传统国家的隔绝状态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建构，各国各民族的普遍交流和交往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明清之际科学传播的历史，而应把明清之际科学传播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梁启超说，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日：欧洲历算学之输入。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此为不刊之论。而且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关于这场公案一一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及对中国影响的评价，学术界的观点分歧日趋加大，其中怎样看待它(科学传播)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评价，应当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即把这个问题放到那个时代的大背景里去，而不是根据历史的结果或纯粹以今人的眼光进行研究。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实施模式。新传播模式的思考取决于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多元文化形态和多元语境的认识。科学技术信息在传播过程存在的问题必然与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相关。认为科学技术信息只要能够准确传播就达到传播者初始目的的想法与多元文化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理解差异而相矛盾。如何根据不同文化形态社会有效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成为目前科学技术传播领域专家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话题。因此考察明末清初科学传播史对于我们正视历史以及做好当前的各项科学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如何评价明末清初欧洲科学的东渐问题，一方面，要搞清东渐的科学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必须审视当时的中国如何接受东来的欧洲科学。因此，所谓欧洲科学便有双重的含义。一是随着耶稣会士等西方人的东来而传入中国的欧洲科学，二是当时中国人接受容纳欧洲科学文化以后产生的学问和文化现象。本文试图在这双重的意义上，首先考察了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李约瑟命题，中国古代科学成就辉煌，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凸显中国古代科学与欧洲近代科学的差异，由此进而考察明末清初传教士传达的和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欧洲科学的特征，为我们时代的科学各方面工作者提供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