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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各行各业都出现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大财团。垄断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犯罪率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此期,美国报业正处于黄色新闻向基于客观报道的新式新闻事业的转型期,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等记者运用源于黄色新闻时期的调查性报道利器,挖掘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垄断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及其深层次矛盾,采写《屠宰场》(The Jungle)《标准石油公司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y)《工作的权利》(The Right to Work)《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等调查性报道,连续刊登在《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报刊上,揭发美国社会转型期企业垄断、官商腐败、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产生轰动性效果,拉开美国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黑幕揭发”运动。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中,《麦克卢尔杂志》《柯里尔》(Collier’s)《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纽约时报》等报刊连载以揭露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中社会丑闻而闻名的“揭丑者”(Muckrackers)记者的系列调查性报道,承接北美殖民地时期政论报刊关注时事和社会变革的传统,顺应美国报界在黄色新闻向客观报道过度的新式新闻事业时期所倡导的报刊和报人服务于社会改革的号召,摈弃黄色新闻时期“耸人听闻”(sensationalism)的调查性报道手法,从趣味性社会新闻转向针砭时弊的严肃的政论选题,从追求“轰动性”效果转向“人民斗士”与社会公器诉求的报道理念,使得基于客观新闻理念(objectivity journalism)的调查性报道手段更臻完善和成熟,成为美国新闻采写的主要体裁。美国黑幕揭发运动中,“揭丑者”记者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调查性报道形成自身的文本特点:政论性选题针砭时弊,叙事角度新颖,揭丑性材料详实,充分体现美国新式新闻事业时期报业由“耸人听闻”报道路径向“人民斗士”报道理念的转型。《麦克卢尔杂志》刊载艾达·塔贝尔花费五年时间采写的系列调查性报道《标准石油公司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揭露美国石油行业的垄断,有关洛克菲勒石油帝国缔造过程中垄断行为的描写可谓振聋发聩;林肯·斯蒂芬斯采写的《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y)揭发垄断资本官商勾结,成为针砭时弊且选题和精当的调查性报道;雷·斯坦纳德·贝克采写的独特的体验式报道《工作的权利》(The Right to Work),揭发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行业劳资纠纷。以艾达·塔贝尔、林肯·斯蒂芬斯、雷·斯坦纳德·贝克为代表的“揭丑者”先驱记者秉笔直言,采写的系列调查性报道揭露垄断引发的社会丑闻真相及其根源,引发美国社会各界关注这些社会问题,推动美国反垄断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促进调查性报道与新闻理念的完善;开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并推动美国新闻学与文学的融合。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确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报刊和广播节目中调查性报道与“揭丑新闻”的主流地位,特别是五六十年代调查性报道充斥各电视频道,以至于调查性方法很快成为所谓规范性新闻报道的陈词滥调。电视动态报道风格逐渐成为模式化报道即“人造的调查性报道”(faux investigations),由名人驱动而大肆炒作某个组织机构的无结果的主题,如此就冲淡或弱化了调查性报道的威力与公信力及其用于报道严肃政治话题的规范新闻技能。1972年“水门事件”可谓“揭丑新闻”与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复兴,而面对新媒介技术和媒介生态环境挑战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新媒体追求节目的可视化和形象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查性报道这枚“重磅”利器再次被忽视。同时,政府和利益集团在种种借口下打压“揭丑性”调查新闻,兴盛于黑幕揭发运动中的调查性新闻及其报道理念发生变异,调查性报道几度出现式微趋势。这引发社会和学者对于媒体如何更有效引导舆论和发挥民主功能等新闻学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和争论。通过对美国黑幕揭发运动时期《麦克卢尔杂志》三位记者代表作的文本分析,梳理与反思“揭丑性”调查性新闻兴衰及其报道理念变迁的学界争论,旨在说明唯有针砭时弊、反映时代主题且符合新闻报道语用规律的作品才能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美国黑幕揭发背景下调查性报道兴衰及其报道理念变迁的争论,为中国新闻界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在促进民主法制建设与经济健康发展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调查性报道的采写策略,提升记者的职业使命感及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加强媒体监督社会功能和公信力,是中国调查性新闻的可取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