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各主要央行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政府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发达经济体的2%的通胀目标鲜有达到，即使在中国，通胀也相对较低。仅年来，各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美国从2015年率先启动加息，英国也在2017年开始，但是，日本和德国则维持不变。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则保持了相对独立，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下滑，并没跟随美国的加息步伐。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2015年起的这轮加息中，是在通胀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下实施的，是什么原因？同时，是什么原因引在金融市场繁荣的情况下，通胀却一直低迷，同时失业率却在不断降低？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债务杠杆率不断上升，政府杠杆率的上升对通胀和失业的影响如何？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本文主要从金融周期的角度，详尽分析了金融周期对各主要宏观变量波动的影响，宏观变量包括实际GDP、通货膨胀、失业率和政府债务杠杆率。在方法上主要利用小波分析方法，包括小波功率谱、偏小波相位差和偏小波增益。在数据处理上，由于本文主要关注于金融周期，而金融周期的中期长度在8-32年，为了捕捉金融周期和其他宏观金融变量波动在中周期上的影响，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利用小波分解方法，分解为6层，分别包含第一至六层的细节部分和第六层的近似部分或者成为长期趋势，把原始时间序列去掉长期趋势之后，得到序列的波动成分，保留了32年以下的周期信息。而由于中国的数据较短，并且波动主要集中在2-8年的周期中，所以，把中国宏观数据分解为4层，去掉8年以上的成分，得到8年以内的周期波动，这与传统HP滤波方法对季度数据采用平滑系数为1600得到的结果一样。在方法的估计上，主要利用GMM方法,VAR模型和小波方法。通过GMM估计分析金融周期、货币政策、经济周期、失业率、通货膨胀在整体上的关系；通过VAR模型则可以分析金融周期、利率、经济周期、失业率之间的动态响应机制；最后，利用小波方法估计金融周期和各宏观变量在不同周期和不同时期的动态关系。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中国的金融变量周期的度量发现，相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中国的金融金融变量周期相对较短，主要集中在2-8年的传统经济周期上，从而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构建的金融周期的周期也在2-8年，具体而言，中国在3年左右。而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金融周期在相对较长，波动主要集中在中周期。
　　第二，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中周期角度来看，而非传统的经济周期标准，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可以说基本同步，并且经济周期领先于金融周期。这种关系非常重要，一方面，在解释GDP总体变化方面，中周期频率(8-32年)的波动比传统经济周期(2-8年)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周期忽略了更大，更重要的波动，而金融周期可以在这方面给出解释。而中国的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同样表现出了同步性，和美国等国家不同的是，金融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更为重要。近几年中国经济主要面临着国内的防范系统性性金融风险的发生，采取了去杠杆和房价的严格调控，金融周期出现了下行，经济也相继出现下滑。
　　第三，对发达经济体，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特别是美国，金融周期变长了。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首先，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其次，以通胀为政策重点的称为各国央行的常态，淡化货币和信贷总量的作用。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央行没有动力去调整货币政策，从而会加大金融周期的扩张。最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商品市场和技术进步的国际化，推动了全球供应，导致通胀低迷。政策利率较低或者实际利率大部分时间小于零，这使得金融扩张可能进一步拉长时间，使得金融风险积累，正是金融周期的逆转，导致经济衰退的发。同时，本文利用小波分解从金融周期中提取中周期成分来预测经济衰退，发现所得结果表现均要好于利用BP滤波所构架的金融周期表现，相对于利差的预测，本文并没有发现金融周期相对于经济衰退的预测在1年以下会优于利差的表现，但是，金融周期在2年以上的预测要好，而利差的预测则在短期，所以，两者结合起来，会提高对经济衰退的预测精度。
　　第四，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从2009年左右，随着央行的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失业率开始下降，特别是美国创下了近50年的最低水平，日本和德国也创下了近30年的失业率。但通货膨胀一直没有达到2%的目标。实证发现，金融周期对失业率具有负向反应，随着金融周期的扩张，失业率下降，当金融周期出现逆转，往往会引发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同时，在金融繁荣时，居民和企业加杠杆，而居民信贷的增加并不是用于消费，而是购买房子或者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使得财富增加，但这也会近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由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较低，所以，尽管金融繁荣，但是通货膨胀可能依然较低。并且可能会认为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死亡或消失。从实证结果看，在发达国家金融周期对失业率的影响有所不同，美国和日本金融周期的冲击对失业率的影响较大，而德国和日本则相对较小，主要还是经济周期的影响。
　　第五，对于美国，货币政策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从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尽管通货膨胀没有达到美联储的目标，但是仍然启动了加息周期。事实上从2009年美国金融市场经历了长达近10年的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均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实证发现，从中周期看，金融周期在2001年之前，对利率的影响在持续下降。但是经历了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之后，尽管金融周期没有收到大的冲击，但是，从2001年开始，利率对金融周期的反应逐渐增强。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正在逐渐增大。与此同时是，通胀对利率的影响却逐渐变弱。
　　第六，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为了经济复苏，相继进行加杠杆，包括中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的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居民和企业是加杠杆，而美国等发达经济出现了去杠杆。一样的是，政府同时进行了加杠杆。从中周期(16-32年)来看，美国政府债务杠杆率和金融周期具有正相关性，而且金融周期领先政府债务杠杆率。这表明在中长期的更低频率，随着金融周期的上升，政府同时在加杠杆。这一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中国，从1999-2013年，居民和企业加杠杆的同时，政府也在加杠杆。而2016年之后，由于中国宏观政策调控，企业去杠杆，尤其是国有企业去杠杆，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使得居民和企业的债务杠杆率下降。由于中国金融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随着金融周期的下行，经济也出现下滑，同时为了整个宏观杠杆的稳定，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杠杆率上升，实际上，从2009年以来，政府杠杆率基本一直在增加，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被动的加杠杆，因为从2012年开始中国实际GDP出现下滑，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七，美国政府债务杠杆率和失业率存在中周期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而和通胀的关系则则相对较弱。这说明政府主要关注于失业率，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而加大政府的支出，促进就业。随着就业的好转，财政刺激也会择时退出。
　　第八，从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对于美国，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以及利率和失业率之间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利率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对失业率也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日本，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同样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金融周期和利率以及经济周期和失业率具有同样的双向关系，另外，利率对失业率具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德国，金融周期和利率以及经济周期和利率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利率和经济周期对失业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另外，金融周期仅对经济周期具有单向格兰杰已过关系，而反向并不显著。对于英国，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利率和经济周期以及利率和失业率之间均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另外，金融周期对失业率以及利率对经济周期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中，日本和德国，金融周期并不能直接影响失业率，只能通过利率或者经济周期的传导影响失业率，日本利率和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不显著，可以借助金融周期的传导间接影响，英国的经济周期和失业率之间同样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显著，金融周期在这里也起着桥梁的作用，通过金融周期的传导实现经济周期对失业率的影响。从而可以看出，金融周期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最后，从本文的所得实证结果，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调整传统的货币政策，把金融周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央行货币政策框架中。
　　第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杠杆水平进行宏观逆周期调节。引入旨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
　　第三，在金融周期出现下行的时候，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对冲和企业去杠杆对经济进一步下滑产生的冲击。
　　所以，由于金融周期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如何驯服金融周期，需要对现有的货币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把金融周期纳入到货币政策框架是一个大的趋势。同时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与货币政策配合，可以更好的将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