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妻，作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民间习俗，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从三国时期的“质妻”开始，直到民国时期，都对有关典妻的风俗有所记载。通过对典妻风俗的历史发展和分布状况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内，有关于典妻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都能够反映出典妻风俗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需求之上的。尽管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但典妻这种临时性的婚姻关系又对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是破坏了传统的婚姻、伦理关系。因此，自元代开始，将禁止典雇妻女的内容写入了律法当中，并在后世律法的继承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完善和发展。从元代立法的目的来看，典雇妻妾这种临时性的婚姻关系破坏了传统的人伦关系，因此需要通过律法的禁止性规定对其加以限制。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官员的审判倾向，还是在案件的处理结果上，律法的规定并不是唯一判定标准。在典妻所生子的继承案件中，官员也往往参酌风俗和律法，对其所享有的一定继承权进行肯定。从字面上来看，将这种风俗称为“典妻”，就反映出了这一风俗的主要特点：即将妻作为特定的标的物进行出典。因此，首先便需要出典者对被典的妇女享有一定的决断权与支配权。而在传统社会中，父权与夫权不仅仅是观念上的约束，同时体现为行动上的决断权。典妻契约虽然是以形成一定的婚姻关系为主要内容，但是却有别于以形成稳定长久婚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婚约。典妻契约不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婚约，也是以妻作为出典物的特殊典约。从典妻风俗的产生及其特殊性质分析，经济问题是典妻风俗产生的根本原因，从出典的一方而言，往往是由于经济生活上的迫不得已。同时，典妻以图生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子承嗣的现实。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普及程度的限制，以及在传统司法审判中“察情”与“矜悯”的倾向影响之下，尽管典妻这一风俗被律法规定所禁止，却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审判官员的同情。实际上，不论是禁止典雇妻女的立法，还是在处理典雇妻女的案件中，都有着一定的“情理”作为评价标准。禁止典雇妻女的立法的产生要有一定的情理基础，但律法又难以周详人情。因此，便要求官员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对案件发生的原因及案情进行详细的调查，将“情”、“理”、“法”结合进行判断，是最终的处理结果能够“情法两平”。在典妻律法与司法实践关系的处理上，不仅仅体现了“情”与“法”之间的冲突和处理模式，也体现了传统的“情”“理”“法”相协调的法律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