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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国面临环境财权和环境事权的错配,导致地方环境治理效果不佳,突出表现为中央“环保风暴”密集出台要求的地方环保支出规模扩大和宏观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分配不足之间的矛盾。生态补偿制度作为一种缓解环境财权和环境事权错配的一种生态环境政策在局部流域和地区被广泛应用,其中生态转移支付和环境税是最为典型的两种政策,通过无偿的资金补偿和扩大地方税收收入,起到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考虑到环境与经济的复杂关系以及非线性条件,两种政策的选择以及组合实施对环境治理、经济产出、社会总福利的动态影响和传导机制等将存在差异,而明晰这种差异对政策的实际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检验环境税和生态转移支付等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度绩效,对平衡经济与环境关系,提高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推进生态补偿制度改革和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厂商和政府三部门的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其中政府部门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在引入生态转移支付和环境税等生态补偿政策后,分为无生态补偿政策、纵向生态转移支付、环境税、政策组合四种情形,重点讨论生态转移支付、环境税以及两种政策的相互组合关系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具体影响。基于国家层面的参数估计结果,根据模型仿真模拟的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有意义的结论:第一,地方政府环保支出的环境治理效应高于中央政府;第二,异质性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对地方环境治理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三,环境税和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之间存在耦合关系;第四,绿色财政政策组合相互配合效果更佳。之后,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联立方程模型验证生态补偿制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回归结果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进一步肯定理论模型结论的可信性。
最后,财政分权下生态补偿制度绩效的均衡分析可能存在以下三点创新:
一是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研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相关研究的模型构建提供理论基础,通过在模型中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作用方向,分别刻画环境税和生态转移支付的作用路径,为绿色财政型的生态补偿制度绩效研究提供一个标准的基础理论模型。
二是考察环保支出冲击视角下环境税、生态转移支付及其政策组合的具体影响和综合绩效,发现环境税增加环保支出的同时增加厂商成本,加强环境治理而减弱经济总产出,生态转移支付增加环保支出同时也增加提高公共投资,增加经济总产出和污染排放而削弱环境治理,政策组合则兼顾两种政策效果,最终政策组合的综合绩效最高,而环境税的综合绩效最低。
三是揭示环境税、生态转移支付及其政策组合的优劣以及两种政策的相互关系,发现环境税环境改善作用强而经济促进作用较弱,生态转移支付经济促进作用强而环境改善作用较弱,两种政策以此消彼长的策略相互配合则综合绩效更佳,这为现实中生态补偿政策的耦合加强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厂商和政府三部门的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其中政府部门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在引入生态转移支付和环境税等生态补偿政策后,分为无生态补偿政策、纵向生态转移支付、环境税、政策组合四种情形,重点讨论生态转移支付、环境税以及两种政策的相互组合关系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具体影响。基于国家层面的参数估计结果,根据模型仿真模拟的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有意义的结论:第一,地方政府环保支出的环境治理效应高于中央政府;第二,异质性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对地方环境治理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三,环境税和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之间存在耦合关系;第四,绿色财政政策组合相互配合效果更佳。之后,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联立方程模型验证生态补偿制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回归结果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进一步肯定理论模型结论的可信性。
最后,财政分权下生态补偿制度绩效的均衡分析可能存在以下三点创新:
一是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研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相关研究的模型构建提供理论基础,通过在模型中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作用方向,分别刻画环境税和生态转移支付的作用路径,为绿色财政型的生态补偿制度绩效研究提供一个标准的基础理论模型。
二是考察环保支出冲击视角下环境税、生态转移支付及其政策组合的具体影响和综合绩效,发现环境税增加环保支出的同时增加厂商成本,加强环境治理而减弱经济总产出,生态转移支付增加环保支出同时也增加提高公共投资,增加经济总产出和污染排放而削弱环境治理,政策组合则兼顾两种政策效果,最终政策组合的综合绩效最高,而环境税的综合绩效最低。
三是揭示环境税、生态转移支付及其政策组合的优劣以及两种政策的相互关系,发现环境税环境改善作用强而经济促进作用较弱,生态转移支付经济促进作用强而环境改善作用较弱,两种政策以此消彼长的策略相互配合则综合绩效更佳,这为现实中生态补偿政策的耦合加强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