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初定,百废待兴。为发展我国的音乐与音乐教育事业,中央政府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与专业考试,以国家的力量选拔并派送了吴祖强(1927—)、杜鸣心(1928—)、朱践耳(1922—)、瞿维(1917—2002)、邹鲁(1927—1972)、美丽其格(1928—)等六位优秀的青年教师、音乐家来到世界闻名的苏联最高音乐学府,荣获列宁勋章的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进行作曲专业的深造,这一历史事件在我国音乐与音乐教育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六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载负着国家的重托与人民的期盼,在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系统地接受了正规的作曲技术理论训练和全面的专业音乐理论教育。他们深知当时经济极其困难的祖国培养留学生的艰难不易,他们任重道远,时刻不忘肩上的重任,通过对西方作曲技术的直接深入、系统规范地学习,他们创作的作品达到当时我国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留苏期间他们受到俄罗斯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并直接接触了一批俄罗斯伟大作曲家和作品,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他们通过留苏学习获得了当时在国内不可能取得的教益。同时,他们的勤奋、认真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博得了苏联政府、人民、教师和同学们的高度赞扬,也为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添加了绚烂的一笔。在苏联数载寒窗苦读后,矢志报国的他们把俄罗斯及苏联的优秀音乐创作理念以及系统的作曲教学体系带回了祖国,使我国对西方作曲技法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毋庸置疑,20世纪50年代留苏作曲家是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专业作曲家,留苏学习经历使得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音乐成长经历、开阔的音乐视野、扎实的作曲基本功底,以及富有建树的创作理念。他们的作品体裁和形式丰富多样,凸现出他们深厚的文化蕴涵和独具角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他们音乐创作中所显现的融汇俄罗斯苏联音乐、欧洲古典与浪漫乐派以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于一体的音乐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发展之路。作曲家在苏联留学期间,正是中苏关系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良好的中苏关系和文化交流环境,为他们能够在苏联全力以赴地学习,健康安全的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关键、必要的前提条件。他们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尝试创作各种音乐体裁与形式,创作领域逐渐扩大,共创作了三十余部优秀音乐作品。从钢琴曲到弦乐四重奏、再到交响音乐,这证实了一个作曲家成长的必要历程。同时,他们在音乐体裁方面的不断探索,也令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当年扎实的学习步履。这些作品在创作手法上非常丰富,结构上极其严谨。体现出作曲家的“中西交融”的创作追求和理念。完全可以说,留学苏联阶段是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上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些作品不仅是留苏作曲家音乐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当代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音乐创作虽然是习作,但却是他们潜心进行艺术修炼的结晶,极具艺术份量。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音乐创作中显露出来的富于特色的艺术创造和高度的写作技巧,仍然是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艺术性、技术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典范。本文以梳理、回顾20世纪50年代六位留苏作曲家的成长历程与音乐创作为历史线索,以他们留学苏联期间的学习生活与音乐创作为研究重点,以作曲家在留学时期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品为研究主体。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针对本研究课题的来源、研究方法与目的;相关领域研究现状、成果,存在的不足以及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等进行阐述。第二、三章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作曲家留学苏联这一历史事件为依据,围绕留苏作曲家展开论述。对留苏运动的背景、特点,作曲家留苏专业学习经历及他们的个人成长历程等方面进行细致、详细的史料性梳理与归纳。第四、五章是本文的重点,通过对大量留苏习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从和声、复调、曲式结构以及配器手法等作曲技术手法方面详细论证作曲家在苏联学习期间的音乐创作是如何把学习西方古典与浪漫主义音乐创作技法提高到新的层次;并且又如何对作品创作风格民族化作出新的探索与尝试。由于时代的局限,作曲家们在留苏期间的音乐创作尚不可能涉及当今繁复多样的现代作曲技法,但他们对传统作曲技法的应用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们运用最朴实、最经典的传统技法创造性地铸造出时代的强音,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音乐创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一面旗帜,几十年以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这正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