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免在古代是帝王维护统治、标榜仁德、笼络人心的工具,具有极强的人治主义色彩。如今,赦免制度已经历了法理性质的深刻蜕变,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特殊预防目的作为根本遵循。其被零散规定于宪法和刑事法律中,内容较为笼统,对特赦的实体、程序构造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实践具有一定的探索性。随着2015年和2019年特赦的顺利实施,赦免制度的价值以契合“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政精神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重新得到重视和发掘。四年内的两次特赦,也为赦免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极大助力。本文通过对赦免制度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剖析,旨在完善我国赦免制度。第一部分是赦免制度的概述。对赦免的概念进行界定,深入挖掘赦免制度的正当化理论依据,认为赦免以法哲学中的人道主义为基础,不仅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有利于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第二部分重在探讨赦免的刑罚制度定位,并与相近的刑罚执行制度进行比较。首先整理赦免制度在刑罚体系定位的学说,提出赦免制度在我国实践中与刑罚变更制度联系最紧密,应归于刑罚执行制度研究。为进一步明确赦免的独特价值,将其与相近的刑罚变更制度进行比较。赦免在早期替代实现了减刑制度的功能,如今应当剔除赦免制度中类似减刑的部分。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有特别假释,本文通过对“特殊情况”的探讨,认为此种情形属于赦免制度的适用情形,未来在赦免制度完善后,此项条款将失去保留的必要。第三部分是对域外赦免制度进行立法考察,并与我国展开比较分析。选取大陆、英美法系中对赦免制度立法较为完整、科学的典型国家,分别进行详细的立法考察。从立法模式、实体构建和程序设置三方面与我国展开横向对比,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域外国家的赦免立法。第四部分立足实践中曾有所探索的死刑犯和轻罪犯,旨在拓展赦免的可适用范围。对于死刑特赦,既契合我国限制死刑的趋势,同时也是履行国际义务的必要。在程序法上可以弥补死刑复核程序的不足,有效延缓死刑执行令过快的签发期限。但需限制适用,仅对死刑立即执行犯赋予死刑赦免的申请权。对轻罪犯予以赦免,能够消除对轻罪犯某些权利或资格的过分剥夺,便于其更好地回归社会。最后,结合实践中存在的实质性条件不明确问题,探究“不具有现实危险性”的含义,并对该条件的标准予以明确。第五部分是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基于立法效率原则,我国宜以当前立法为基础,对赦免制度进行细化规定。将赦免类型分为特赦和赦免性复权,分别明确效力后果,并将轻罪犯和死刑立即执行犯纳入适用范围。基于未来将赋予犯罪人以赦免申请权,据此将赦免程序分为国家启动和依申请启动的两种程序,分别进行构建。赦免制度是贯通刑事政策与刑罚体系的重要举措,对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进一步保障人权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上述研究,以求达到完善赦免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