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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快速的规模扩张，使中国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而非规模增速，是新时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从传统的产业结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但是2018年4月“中兴事件”似乎表明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领域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面对这种分歧，应如何科学地测度和评价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从而形成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之间差距的科学认识？进一步地，如何促进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实体企业投资“金融化”和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共同导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加剧，以及“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错配等问题，引起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那么，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是否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其内在逻辑和影响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这些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
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产业体系要素协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框架；结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特征，从效率、效益和结构等视角对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与比较，以明确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依次分析了产业体系不同构成要素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理，并分别运用行业、跨国和地区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协同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和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最后提出了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启示。
首先，面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分歧，结合高效率、高效益和高技术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别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和出口技术结构等三个视角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整体上不断提升，但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的差距比传统产业更大。从生产率来看，2014年制造业总体现价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美国同年的39.89%，高技术产业仅为美国的37.6%；从贸易增加值收益来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地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趋势，但始终低于美国，随着行业技术密集度提高，美国制造业GVC地位上升，而中国呈下降趋势；从出口技术含量来看，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始终低于美国。
其次，立足于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从理论上分析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的生产率增长效应，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人力资本支配下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效应，并区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行业差异。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时，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和非研发创新均没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但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非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交互项均具有显著正效应，表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协同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大。中低技术行业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是显著的，而高技术行业中没有发挥协同效应，这可能与高技术行业更高的人力资本需求有关。
再次，针对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的争论，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来自WIOD(2016)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的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探讨不同GVC分工地位下金融发展作用的变动，并区分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发展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资的偏离，以及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偏离存在显著抑制效应，这说明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效应依赖于其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程度；金融发展对GVC地位低的国家具有较大提升效应，随着GVC地位提升，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偏离将呈现更大抑制效应；相比银行型金融发展，市场型金融发展对GVC地位的提升效应更大。
最后，在“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的现实背景下，分析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的协同机理，采用中国制造业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的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并区分金融危机前后不同阶段和内陆、沿海不同地区的效应差异。结果显示，实体经济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且扩大了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这表明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存在显著协同效应；实体经济及其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金融危机后显著增大，实体经济的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大，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内陆地区更为显著。
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在于：(1)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并构建了研究产业体系构成要素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理论分析框架；(2)首次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出口技术含量等三个视角测度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3)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以及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分别为中国“研发—生产率悖论”和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4)论证了实体经济在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为“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背景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提供了依据。
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产业体系要素协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框架；结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特征，从效率、效益和结构等视角对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与比较，以明确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依次分析了产业体系不同构成要素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理，并分别运用行业、跨国和地区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协同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和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最后提出了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启示。
首先，面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分歧，结合高效率、高效益和高技术等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别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和出口技术结构等三个视角对中国和美国制造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整体上不断提升，但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的差距比传统产业更大。从生产率来看，2014年制造业总体现价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美国同年的39.89%，高技术产业仅为美国的37.6%；从贸易增加值收益来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地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趋势，但始终低于美国，随着行业技术密集度提高，美国制造业GVC地位上升，而中国呈下降趋势；从出口技术含量来看，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始终低于美国。
其次，立足于中国科技创新困境，从理论上分析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的生产率增长效应，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人力资本支配下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效应，并区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行业差异。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时，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和非研发创新均没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但自主研发创新、合作研发创新、非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交互项均具有显著正效应，表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协同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大。中低技术行业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是显著的，而高技术行业中没有发挥协同效应，这可能与高技术行业更高的人力资本需求有关。
再次，针对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的争论，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机理，运用来自WIOD(2016)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协同的贸易增加值收益提升效应，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探讨不同GVC分工地位下金融发展作用的变动，并区分银行型与市场型金融发展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投资的偏离，以及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偏离存在显著抑制效应，这说明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效应依赖于其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程度；金融发展对GVC地位低的国家具有较大提升效应，随着GVC地位提升，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偏离将呈现更大抑制效应；相比银行型金融发展，市场型金融发展对GVC地位的提升效应更大。
最后，在“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的现实背景下，分析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的协同机理，采用中国制造业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协同的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效应，并区分金融危机前后不同阶段和内陆、沿海不同地区的效应差异。结果显示，实体经济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且扩大了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这表明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存在显著协同效应；实体经济及其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金融危机后显著增大，实体经济的作用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大，但实体经济与三要素的协同效应在内陆地区更为显著。
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在于：(1)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并构建了研究产业体系构成要素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理论分析框架；(2)首次从生产效率、贸易增加值收益、出口技术含量等三个视角测度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3)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以及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分别为中国“研发—生产率悖论”和金融体系作用“两面性”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4)论证了实体经济在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为“脱实向虚”和经济服务化背景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