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貌范畴一直是语言学界的研究焦点之一,而完成体系统作为体貌范畴的一个下位类型,受到的关注最为广泛,是体貌研究中着力最多的一个环节。纵观汉语完成体的研究现状,研究重心始终围绕着以体标记“了”为核心的语法体,相对而言,在体标记尚未形成以前,由完成体动词充当补语的早期汉语完成体表达方式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可见,加强对完成体动词及其所在完成体结构的研究不仅是对已有语法体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且对厘清汉语完成体系统的演变脉络具有重要意义。吕叔湘(1985)指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史划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而诞生于该时期的南宗禅灯录《祖堂集》,一向被视为开启近代汉语的标志性文献,具有很高的语言价值。该书中旧有的语言成分由胜而衰,新兴的表达方式由微而显,新旧语言质素汇聚于同一共时平面当中。就《祖堂集》的完成体系统而言,兴盛于六朝的完成体动词V完(如“讫”、“竟”、“已”等)及其所在的完成体构式“V(+O)+V完”虽在《祖堂集》中仍有使用,但从整体上已趋于衰落；与之相比,以“却”为代表的新兴完成体结构“V+却+(O)”开始崛起,并最终在南宋时期实现了与“V+了+(O)”的兴替。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表层语言形式而将《祖堂集》中的“V(+O)+毕/讫/竟/已”与“V+却+(O)”简单地认定为完成体结构,亦不能把处于该类构式中的“讫”、“竟”、“毕”、“已”、“却”等全部认定为完成体动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本文即是以《祖堂集》中所现之“毕”、“讫”、“竟”、“已”、“却”为研究对象,分辨出它们之中哪些仅仅是表“完成”义的动词,哪些已经语法化为完成体动词,抑或还正处于语法化的进程之中。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选取了先秦至南宋的诸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为辅助语料,在建构语料库的基础上力求准确地把握《祖堂集》中相关语言现象的实质。同时,本文亦注重借鉴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利用语法化理论、情状类型理论来统筹语言事实。全文共计七章,第一章为绪论,共分为四节。第一节首先介绍了《祖堂集》的源流与版本；第二节指出了现有研究的局限以及本文的选题意义；第三节为语料的选择,列举了本文所使用的语料；第四节阐述了行文过程中所采用的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第二章“毕”。对于“V+毕”而言,我们从副词位置、结构间的平行对应关系以及V的语义特征等诸方面入手,认为《祖堂集》“V+毕”结构中的V只能被视为具有指称性质的主语,“毕”则充当谓语动词对其进行陈述说明,“V+毕”尚未经过语法化而被重新分析为动补结构。也就是说,“毕”只是表“完成”义的动词而非用于表达体意义的完成体动词。对于“V+O+毕”而言,由于副词标记只能位于“毕”与O之间,且“毕”的语义指向为动宾结构“V+O”所述之事件,所以“V+O+毕”也是主谓结构而非完成体结构。本章还分析了“V(+O)+毕”的事件类型与信息结构,发现“V(+O)+毕”基本上只能充当背景事件并表达背景时间信息。第三章“讫”。对于“V+讫”来说,其在先秦两汉应被分析为主谓结构,但从六朝时期开始,V既可以位于副词之后,又可以是终结情状或静态情状,部分“V+讫”开始经过重新分析而语法化为动补结构。然而,旧有的主谓结构的“V+讫”并未消失,直到《祖堂集》及其以后的唐宋作品中,我们仍旧可以发现副词位于V与“讫”之间的例子,两种表层结构相同的“V+讫”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存。新旧语法形式的共现表明该结构正处于语法化链条的中间阶段,因此,对于《祖堂集》中那些缺乏形式与语义判断手段的例子,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将其肯定地认证为主谓结构或动补结构。如果将这些“V+讫”视为动补结构,因为V只是延续情状,所以“讫”只能担任V的结果补语,表达“完毕”的体意义。相对于六朝而言,《祖堂集》中的“讫”未能与终结情状或静态情状搭配,使用空间受到新兴表达式的打压。而对于“V(+O)+讫”的另一个下位类型“V+O+讫”而言,“讫”的语义指向依然是前面的“V+O”,副词标记也只能位于“讫”与“V+O”之间,“讫”依然是主谓结构中的谓语动词。由此可见,“V+O+讫”与“V+讫”的发展并不平衡,分别处于语法化层级的不同阶段。此外,从事件结构着眼,无论是“V+O+讫”还是“V+讫”,基本上不能独立结句,必须依附于后面的前景事件而存在。第四章“竟”。就“(+O)+竟”的语法化等级而言,“V+O+竟”和“V+竟”的发展较为平衡,均处于语法化的中间阶段。除去终结情状、静态情状及部分含有显性形式标记的例子外,其余缺乏判断手段的“V(+O)+竟”的语法性质都存在主谓结构与动补结构两种可能性,“竟”亦不可一概视为完成体动词。在使用范围上,“V(+O)+竟”偏向于汉译佛经,并未更多地为本土著述所接纳。进入近代汉语阶段,“V(+O)+竟”仅零星地现于《祖堂集》等禅宗著作中,其在元明清时期更是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没有像“毕”、“讫”一样位置前移而出现于新的完成体构式中。与“讫”不同的是,《祖堂集》中的“竟”可以位于终结情状之后,充当虚化程度较高的动相补语并表达“完成”的体意义。但与六朝时期作对比,“竟”未能和静态情状搭配,表义空间受到压缩。此外,除去少量充当前景事件的例子外,大部分“V(+O)+竟”在语用表达上仍不够自由,依然在复杂事件结构中充当背景事件并传递背景时间信息。第五章“已”。关于“V(+O)+已”的来源问题,本文认同蒋绍愚(2001)的“折中说”。一方面,“V(+O)+已”产生于汉语内部,是汉语系统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V(+O)+已”确实在梵汉对勘的过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在佛经中的使用频率还是本身的虚化程度均得到很大的提高。而就“V(+O)+已”的事件类型及信息结构来说,它与前几章所述之“V(+O)+毕/讫/竟”基本相同,不能独立表义,后面必须接有其它成分而构成“V(+O)+已+VP”的形式,表达属于次要信息的背景时间信息。但是,“V(+O)+已”的语法化程度却明显高于“V(+O)+毕/讫/竟”。自魏晋六朝始,所有的“V(+O)+已”都已语法化为动补结构,也就是说全部的“V(+O)+已”均可被视为完成体构式而无一例外。六朝译经中的“已”可以自由地和延续情状、终结情状及静态情状搭配,分别表达“完毕”、“完成”、“实现”的体意义,在语法化程度上构成一个渐变的连续统。然而,《祖堂集》中的V仅为延续情状与终结情状,“V(+O)+已”的表义空间较前期有所缩小。从“V(+O)+已”所在的语料类型看,它基本上只集中出现于汉译佛经、禅宗语录等与佛教相关的作品中,在世俗著作中基本绝迹。这种体裁类型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虚化程度较高的“已”未能进一步语法化却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第六章“却”。与“讫”、“竟”、“已”不同,本章所探讨的“却”属于近代汉语时期新兴的用法。由于前人时贤已对它的发展演变作了较为详细的刻画,因此本章不再像前几章一样对其进行历时的纵向研究,而是根据V的情状类型,集中对《祖堂集》这一共时平面中的“V+却+(O)”的语法与语义特点作出阐释。我们发现,如果V为延续性情状,则其后的“却”大部分都保留了附加性的词汇意义,虚化程度仍比较低,不能全部判断为完成体动词。而如果V为终结情状或静态情状,则“却”已虚化为动相补语,表达“完成”或“实现”的语法意义,可以全都认定为完成体动词。另从语用的角度看,“V+却+(O)”的运用较为灵活,既可充当前景事件,又能担任背景事件。第七章为结论,总结了前几章的研究成果并比较了“毕”、“讫”、“竟”、“已”、“却”之间的异同,得出的结论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V+却+(O)”为代表的新兴语法格式在事件功能及信息传递上优于“V(+O)+毕/讫/竟/已”；第二,完成体结构的认定不能仅凭表层结构,既需要考察深层次的语法关系,又需要探究语义上的差别,做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第三,完成体意义的表达亦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不同情状V后的V完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有所不同,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状体表达序列。第四,要正确看待语言接触与汉语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要看到外来语言对汉语演变进化的积极作用,但对其影响也不能过分地夸大,认清内因才是决定性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