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十年的升值周期,而在此期间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汇率变动似乎不能如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调节贸易收支。近年来,随着微观层面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微观层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基于微观细化层面的研究与以往基于国家或行业层面等宏观层面研究出现不一致性,而后者由于数据加总往往忽视了企业之间异质性,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加总性的偏误。本文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视角利用微观层面数据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所关注的出口行为包括出口定价行为、出口目的地转换行为、出口产品决策、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出口竞争模式等。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理论模型部分:本文在研究汇率变动对出口定价行为、出口目的地转换行为、出口产品决策时借鉴Chatterjee et al.(2013)的模型,将垂直专业化分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进而分析汇率变动对诸出口行为的影响以及垂直专业化的调节效应。而在研究汇率变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时将产品质量因素引入前文模型,进而探讨垂直专业化的调节作用。两者区别之处在于前者假设消费者关注的是产品价格,而后者假设消费者关注的是经过质量调整后的价格。经验研究部分:首先,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数据研究垂直专业化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价格;本文将企业层面出口价格分解为边际成本和加成率,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企业出口的边际成本和加成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影响主要基于边际成本而非加成率的作用渠道;企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上升会提高企业的边际成本和加成率的汇率弹性,进而提高了企业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其次,本文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关系(“企业—目的地”层面)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企业出口关系进入的概率,提高企业出口关系退出的概率;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关系进入退出的影响;在控制住垂直专业化的影响下(即控制住进口中间品的影响),汇率变动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研究发现,生产率越高、外资企业和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关系进入与退出的影响会越小。再次,本文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产品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出口产品退出的概率、降低出口产品进入的概率,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种类;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产品进入与退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在控制垂直专业化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会因企业生产率、企业所有制性质以及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的影响,也会因是否为核心产品、产品质量以及产品竞争模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最后,本文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竞争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目的地”出口产品质量,而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汇率升值的正向影响作用;在控制垂直专业化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目的地”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所有制形式以及融资约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同时也因企业所处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表现为企业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越小、外资企业,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其出口产品质量所受到的汇率正向影响越强。对影响渠道的实证检验表明:汇率变动对质量差异化产品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目的地”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正是通过促使企业对质量差异化产品进行调整而实现的;垂直专业化主要通过成本效应、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效应和种类效应这三条渠道来调节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目的地”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人民币升值促进企业更偏向于采取质量竞争模式,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竞争模式的影响同样具有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差异化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获得若干启示,以期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背景下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和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