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独立思潮产生于民国初年、到40年代末中断，其理论核心是教育独立于政治。这种“独立”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反对政治对教育的无端干涉，为教育争取更宽广的自主独立空间；二是教育界对自身参政方式的规约。围绕着“教育独立于政治”这一核心，民国教育界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针对不同政治环境下、对教育独立构成干扰的不同政治对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诉求：如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思想独立、学人参政自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等。 从教育独立思潮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清末民初的孕育萌生、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爆发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蛰伏。一、清末民初，新教育的发展、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自然孕育了政教分离的倾向。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和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对教育独立思潮的产生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初年零星的教育独立意识渐渐萌生。二、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北洋政府对教育职能的无视和教育管理的腐败混乱(主要体现为不能正常提供教育经费)，造成了教育界独立自主呼声在20年代初的爆发。20年代初的教育独立运动以索薪运动为触发点，在政府一再的推诿、欺骗的刺激下，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知识分子的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等一系列诉求形成了。而且运动波及上到教育精英、下到普通教职员，使得教育独立思想得到最广泛的传播。群众运动主要以教育经费独立为主，一些教育精英则对教育经费独立、行政独立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理论探索，体现了教育界在教育体制上对教育主体性的追求：但由于关于教育独立问题的讨论是与群众运动相伴而生的，而且受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荟萃的文化思潮影响，人们对教育独立问题的探讨长于吸收创新，短于创造性转化，所提出的教育独立口号带有直观浮泛的特点，总体来说缺乏经过严谨的学术探究之后的理性深度。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独立意识以3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为典型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一方面较好地履行了政府的教育职能，另一方面为维护一党专制，在教育上推行党化教育政策，实行严密的思想文化控制。这一方面造成了教育界的独立意识总体处于蛰伏状态，另一方面教育面临沦为政治(具体来说是党派集团利益)附庸的危险，教育界已经觉醒的独立意识不可能对此毫无反应。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控制表现出运用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来主宰教育的特点，这使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教育独立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国家和政府应该扮演教育的管理者、辅助者的角色，而不应该是管制的角色；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健全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教育，意识形态的灌输不能取代教育；学术自由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灵魂。教育独立思潮除了对外在政治压力的排斥之外，还有对教育内部的自我约束的意义，即认为思想文化变革要比政治革新更重要，要求学人学子注意参政自律，以免将教育事业拖入政治漩涡。特别是在学生运动问题上，胡适等人奉劝青年学生对从事政治运动要克制，并且提出教育为国家培养学术根基和学校应该成为培养学生政治能力的预备机关的学术救国思路，来化解知识分子的教育独立思想与他们的社会关怀意识之间的矛盾。潘光旦则劝告青年学生不要过早加入党籍、陷入党派门户之争，而应该培养对政治独立的判断力；学者论证也应该持学术性的公正客观态度，不应该成为某种特定政治思想的传道者。 民国教育独立思潮还有一个突出的个案，这就是蔡元培对教育独立思潮的贡献。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不仅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且蔡元培还凭借其个人影响力实施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两次教育独立实践，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对北大的校务改革，另一次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谋求国家教育管理体制独立的大学区、大学院实验。蔡元培在教育独立实践中所经受的挫折和彷徨为后人全方位的认识和评价教育独立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料，它暴露出教育独立思想在外在政治环境压力下的脆弱，和它自身的内在理论上所存在的不成熟之处。 从教育自身运行规律的角度上分析，教育独立思潮的出现是具有一些合理因素的。首先，教育独立思潮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彰显了教育满足受教者本体需要的本体价值，这对于摆脱政教合一的传统教育价值观的束缚，建立起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充分照顾到受教者个体利益的新型教育价值观是有重要意义的。进一步来说，教育独立思潮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主体价值和独特规律的领悟，以及对知识分子自身基于现代职业身份基础之上的独立人格的觉醒，这对于刚刚脱离前现代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教育，在处理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