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平等对抗是刑事诉讼中维持“控、辩、审三角鼎力结构”的关键,是实现司法正义和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在公民深陷刑事追诉时,生活殷实者聘请社会律师、经济困难者申请法律援助律师,以此实现控辩对抗、保障自身权益,但是由于法律援助制度服务对象有限、申请程序复杂、门槛较高等原因,仍然有一大部分的人独自参与诉讼,致使诸多案件中的被追诉人有控难辨、重控轻辩,为改变这种现状,我国自2006年开始探索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后在“案多人少”的矛盾下,为达到减程序而不减权利的目的,该制度在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生根发芽,最终在2018年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呈现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之中,自此该制度有了存在和适用的法律依据。其无偿、及时、有效、广泛等特性,为所有的被追诉人带来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控辩两方实力悬殊的窘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从试点到确立已长达12年之久,虽然在试点中取得显著成效并在法律层面进行了规制,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值班律师的筛选、派驻因地区而异,值班律师数量少且法律素养参差不齐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因值班律师定位不明而导致其是否享有阅卷权和会见权等存有异议、很多地方流于形式等等。这一些列的问题致使该制度的自身优势受到局限,阻碍其自身发展,致使保障人权的宪法目的大打折扣。为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现状,对该制度的现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同时在现有国情基础上借鉴域外有益经验以提出对策、解决现存问题,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实现保障人权的最终目的。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历史渊源谈起,探讨该制度存在的独特价值,同时将其与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比对以凸显该制度的独特性;第二部分从立法现状与司法现状两个方面发现该制度的不足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借鉴域外经验,从中寻找可借鉴之处以减少我国探索过程中的坎坷;第四部分是结合二、三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与经验,提出个人观点与对策,以做到“量体裁衣”完善该制度的不足之处,以期该制度能够在我国健康发展、发挥制度优势,为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撑起稳固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