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传承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本身恰恰是由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根据黑格尔的看法，现代西方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私人社会”，而基督教则是针对这一社会形态的第一个批评者。它意识到私人的“自我关注”是一种根本的“恶”，并试图通过“圣灵引导社团认识真理并永在于社团”的教义，克服私人意识造成的罪与罚，使人类重新回复到“至善”的伦理生活（“圣灵王国”）。就此而论，基督教已经与现代政治哲学殊途同归。它们都以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只不过，现代政治哲学最初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以至于它在挑战基督教权威的同时，不断地滑落到基督教所反对的私人意识的立场上。黑格尔是少数能够真正理解基督教的“社会理论”价值的现代哲人之一。他深信，只有通过一种普遍的伦理生活，人类才能摆脱他在私人状态中所遭受的不幸和奴役，重新成为自由的人。但是，黑格尔也注意到基督教本身并没有实现它的理想。因为基督教还不理解人们的尘世生活，它只能对内在信仰提出抽象的要求，现实的行动的人却没有得到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约束。黑格尔由此指出，为了实现基督教的伦理理想，必须借助于在尘世中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使个人的意识和行动获得一种真正的伦理规范。黑格尔认为，产生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现代国家已经从现实方面做到了这一点。而他本人的思辨哲学，则是对于这一现实伦理成就的完备认识。它将教导人们真正的理性（伦理性）利益，从而使个人的自我意识与普遍的国家意志达到最终的统一。黑格尔相信，如此一来，基督教的伦理理想就在“思辨逻辑”这个新的圣灵的“引领”下获得了现实的生命。不过，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重建“普遍伦理”的方案并没有真正走出基督教的困境。试图以“逻辑思维”作为伦理国家的意识基础，只不过是“精神统治尘世”这一基督教政治秩序的现代翻版，即便“逻辑思维”达到了完备的伦理意识，它也可能与现实脱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所认同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伦理联系”，真正说来并不超出“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思辨逻辑”这个现代“圣灵”的真实身份不过是“资本的幽灵”，它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各等级的伦理统一，反而是一切奴役和对立的总根源。为此，马克思提出，只有站在“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的立场上，才能真正发现现实的“伦理联系”，这就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生产者的普遍联合。这种现实的“伦理联系”本身具有革命的性质，人类将在其中自觉到建立普遍的生产、生活的使命，最终摧毁“思辨逻辑”掩盖之下的那种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关系，使人类“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他的物质变换，从而也使个人在科学、艺术等一切自由领域中的禀赋，以及人们之间最真挚的同胞情义都得到充分的发展。马克思相信，如此一来，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伦理理想”中虚幻不实的方面就被现代社会“自我批判”的现实运动彻底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