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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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伴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推进,中间投入产品的可贸易性、生产分工环节的可分解性日益提升,产品生产形成了从以企业内价值链为载体,向以全球价值链为载体的结构布局转变。这使得各国均有机会凭借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当中。但部分发展中国家虽融入价值链某些环节,却困于低端锁定的境地,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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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伴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推进,中间投入产品的可贸易性、生产分工环节的可分解性日益提升,产品生产形成了从以企业内价值链为载体,向以全球价值链为载体的结构布局转变。这使得各国均有机会凭借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当中。但部分发展中国家虽融入价值链某些环节,却困于低端锁定的境地,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问题的凸显,都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B＆R”）,以健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形成互惠互利的全球价值链作为首要目标,同时把基础设施作为合作的最优先领域。基于以上双重背景,本文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参与各国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探讨基础设施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价值。本文以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国内外文献研究为基础,利用2010-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65个经济体的相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首先,利用KPWW法测度不同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一带一路”建设对于GVC地位的政策效应;然后,进行共同趋势检验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以保证主回归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基础设施综合指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价值链地位的机制做出检验分析;最后,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或行业可能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在经济发展、时间效应和行业划分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并给出合理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倡议能促进参与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2）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最早一批参与合作的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依赖行业,通过共建基础设施使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效果更为明显。结合以上检验结果,本文分别从“一带一路”整体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两个角度给出了政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一带一路”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效提供了更为科学可靠和有说服力的证据,从而鼓励各国积极投身于“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塑造更为开放、互联、完善的贸易结构和伙伴关系,务实合作,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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