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度同质的文化环境中，又缺乏强有力的外来文化的威胁和竞争，传统中国的政治重心不是处理异质文化的相互关系，或团结本土的全部力量对抗外来威胁，而是对财富聚敛和封建割据进行打压，以清除地方自发势力对传统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权力结构的政治挑战。其结果，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公共生活及其相关的知识储备，又长期以天朝自居，对日益临近的外来威胁懵然不觉，只是到近代中国走向衰落而西方列强又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之际，才被迫发展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以求维护中华民族的气节和老大帝国的尊严。 但新的政治文化显然不能在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盛世不再的氛围下顺利面世。官方和民间共同对财富集中和利益分化的长期打压，又使中国在多次历史紧要关头缺少中产阶级这样一支能支持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因而严重妨碍了传统中国向近现代社会的自发过渡。由天朝心态和现实反差所造成的浮躁焦虑，以及由内忧外患所带来的政治紧迫，又共同导致了思想启蒙运动的短暂，这使得那种从学术渠道对中国社会内在的知识不足加以弥补的做法也难以成功。而那些相互冲突的思想未及充分交流、融合和争锋就进入民主革命现场的结果，就是使一种强知识输入的体制取得了对革命后社会的控制权。 新中国奉行的是一种高速工业化的现代化战略，为的是建立一个人间天堂。新中国的公立学校制度，就直接内生于这一发展战略，其作用一方面在于为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输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军，另一方面则控制教育实践中的自发倾向，排除对这一发展战略的教育干扰，尤其是排除教育对经济剩余的侵蚀。然而，新中国为实现赶超目标而在教育中采取的强知识输入立场，严重低估了知识问题的复杂性，不但没有带来知识问题的缓解，反而导致了对理性知识及其明确主体的长期屈从。但是，即便在强知识输入的体制下，知识的内生也不可遏止。这种知识输入体制下的知识内生，最终促使中国公立学校在文革后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教育社会的知识状况，尤其是理性教育知识开始出现分化，多知识源头的教育改革也开始表现出巨大的现实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教育中的知识压力。但知识之间的等级还在，并且受制于新的封锁(条块分割)。在这里，依然内隐着一种理性主义的教育知识观与认识论，它无视教育知识的主观性、多样性和散在性，信奉理性能力的等级制，满足于大规模的知识输入，企图借助理性个人的“自由平衡理智”克服各种认知风险，最终却导致将知识孤立化、绝对化、人格化。政府对教育的过度管制、条块分割的封闭探索、脱离生活情境的改革目标、基于繁琐规则的科学管理、对教师观念的强制改造、单边主义的实践概念，都体现了这种改革的强制性。 然而，20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留给我们的，不单纯是一大堆孤零零的教育问题。某些初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组织条件，以及向开放性的竞争制度秩序迈进的内在需求，正在不断被催生。由此激发的制度博弈实践，也正在现实地将改革推向深入。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公立学校制度，已极有可能借助统一教育市场，走上一条向公共教育制度转型的道路，并引发公立学校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重新定位和改革教育改革本身，通过优先进行制度重建来解除对一线实践者的行政管制和逻辑困扰，促使他们直面真实的教育需求和市场竞争，从而内生出一种自主学习的持续动机，并在教师自身专业化的基础之上，努力营造一种作为价值共同体的特色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