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出口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工厂”,但我国出口贸易“大而不强”,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待提高,出口产业也由于融资约束、缺乏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落后等问题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难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利用其数字化技术能够完美融合传统金融与数字经济,理论上来说能够为我国出口企业提供更低的融资成本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方式,为更多的出口经济主体提供“高效、便捷、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然而,现实中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还有待检验。因此,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对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理论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其次,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 2011—2019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接着,借鉴Hausmann等（2007）的测算方法从省级层面上测算了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分析了其时空演变趋势;最后,采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2）2011—2019年,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近两年增速有所放缓,整体分布也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3）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出口风险,为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奠定基础。（4）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强的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提升作用最小;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分项维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化程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最强,其次是使用深度,而覆盖广度作用最小;中介效应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融资效应、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三大机制促进了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加快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健全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努力提高社会融资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水平等建议,以此促进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