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分别为军事与政治。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美元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货币。在美国主导的金融霸权系统之下,各国对美元为中心的结算体系产生严重依赖。为扩张其国家利益,美国构建以域外管辖权为法理基础,集域外立法管辖权、域外执法管辖权、域外司法管辖权为一体的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在此基础上,美国域外管辖的范围由“美国关联因素”扩张至“非美国关联因素”,通过规制与目标方相关联的非美国个人或实体,从而间接规制目标方的行为,从而迫使目标方及第三方进行改变或让步,以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当前,美国滥用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对我国的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造成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问题进行全方位与系统化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以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基本问题为基础,从理论到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以及对制裁目标国与第三国的影响与挑战,并进一步提出我国的因应。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从时间、空间、领域、价值等方面的维度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展开。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等。首先,对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美国为掩盖其扩张本国利益并侵犯他国利益的事实,以金融霸权、网络霸权为基础,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美国通过破坏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国际义务,扩张其域外管辖的范围,对域外主体实施惩罚性金融措施,迫使制裁目标国与第三国改变原有的对外政策与国家行为。从性质上看,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是一种复合型管辖权,具体表现为管辖范围的扩张性、实施手段的强制性以及发动方式的单边性。这种管辖权的形成来自更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原因,既包括资本主义主流的经济思想,也包括其政治传统。在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主义、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下,为美国发动金融次级制裁提供原始动力。此外,在经济动因的驱动下,美国对外政策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强制外交理论与政治现实主义的出现,也为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可行性。此外,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历史演变,也揭示了“美国优先”的内核早已植入了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基因之中,必然使美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关系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局,使其不再是一个纯法律问题,除了需要分析法律构造的本身,还需要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等多个维度去探索其内在机理。其次,对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法理基础进行检视。尽管美国将金融次级制裁作为一种外交工具,以干预他国的对外政策,但美国将政治问题进行法律化处理,赋予其法律外观。该管辖权的行使对国家间管辖权的分配、国家对私人交易的规制以及私人之间的交易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其他领域的域外管辖权相同,美国仍然从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以及普遍管辖权等四项国际法公认的管辖权规则出发。但美国从实际需要出发,将这些管辖权规则强行解释为对美国有利的一面,形成“似像非像”的混合主义原则。此外,在实践中美国发现传统的管辖权基点不能满足其国家利益扩张的需求,仍然采取效果原则作为美国行政机关行使域外执法管辖权的依据。无论从国际法,还是美国国内法的角度,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都不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再次,对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实践进行分析。在立法实践的层面,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立法管辖权体系由一般性立法、特殊性立法与授权性立法组成。整体上,该立法管辖权体系兼具确定性、特定性与灵活性的特征。根据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国家利益既能够动态调整,又能够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在执法实践的层面,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保障人权为理由,对伊朗、朝鲜、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等国行使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但其真实的意图与实际效果受到广泛质疑。此外,通过对其中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域外管辖权条款进行审视,发现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执法管辖权缺乏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外国当事人难以通过美国法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手段获得有效救济。另外,分析第三国对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反制。由于美国滥用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使第三国的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遭到严重侵害,引发第三国纷纷进行反制。各国的反制措施总结为二类:第一,采取防御型的反制措施。以英国、加拿大、欧盟等代表制定专门的阻断法,明确美国金融次级制裁域外管辖权的非法性,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当事人诉权,旨在抵消美国域外管辖的效力,但阻断法的实际效力存在争议;第二,采取进攻型的反制措施。欧盟将美国的行为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而美国则以安全例外条款进行反驳。随着欧盟实力的壮大,欧盟通过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扩张了域外管辖权的范围,对美国企业开展积极反制。最后,阐释我国对美国金融制裁域外管辖权的对策。分析美国对我国金融制裁的现状与困境,梳理与考证美国对我国经济制裁的历史沿革,分析当前美国对我国国家机构、企业、个人进行制裁的案例,进一步从深层次解析我国面临美国金融次级制裁的困境与挑战。对此,我国有必要以维护国家安全、国家重大利益为导向,应该采取“组合拳”的方式,对美国予以反制。需要注意的是,反制措施要兼顾确定性与灵活性。第一,加速构建我国法的域外适用体系,增强我国法的国际竞争力,在私法上编纂一部符合我国特色的《国际私法典》,在公法上赋予《刑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等相关条款的域外效力,同时明确相关配套细则,使我国相关机构行使域外执法管辖权时有法可依;第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汲取国际经验推动制定阻断法的“中国方案”;第三,完善我国“去美元化”的法律制度,弥补当前传统跨境支付体系存在的缺陷,构建以数字货币为中心的人民币国际化法律制度。第四,亟需构建以商业行为准则、合规组织体系、防范体系、应对体系为一体的企业金融次级制裁合规体系,有助于防范与化解我国企业海外经营所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