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女性农民工和已婚农民工比例的上升,农民工夫妻这一群体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夫妻权力关系时,本文发现在文化程度都不高、经济资源则更为弱势的情况下,一些家庭中的女性却能拥有更多的家庭权力。这是相对资源、文化规范等西方经典家庭社会学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本文希望把握住农民工夫妻这一群体最重要的特性——城市流动经历,在流动差异的背景下来分析夫妻权力关系是如何互动和建立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研究作为个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受差异化的城市流动经历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通过个人在夫妻权力关系的互动中起作用的。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无结构访谈了25对新生代农民工夫妻。通过对他们城市流动经历的考察,本文发现不同的城市流动经历导致了差别化的个人现代性习得,其中拥有大城市商业服务业流动经历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工作机制、城市文明、互联网媒体的共同作用下,往往能够习得较多的个人现代性,具体体现在拥有更强的个人效能感、沟通能力,对异己和新鲜事物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有更强的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意识以及对公共事件更加关注等。在此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夫妻在家庭重大决策和日常生活互动两方面的考察,本文发现那些具有较多个人现代性的妻子能够通过劝告、说理等方式使丈夫赞同自己的决策和意见。妻子的胜利背后所揭示的则是在这类父权失位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个人现代性作为一种“能在城市社会中成功地顺应现代生活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使得仍处于城市场域下的“她们”总能做出正确或者说有利于家庭的决定,正是在一个个这样的决定中,妻子们诠释生活意义的权威性得以建构和强化。因此,在新生代农民工夫妻之间,通过城市流动经历习得的个人现代性也变得和经济能力一样,成为了夫妻权力关系互动中的一种议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