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黄河流域资源与环境矛盾日益凸显,流域当前面临着产业层次低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制约了高质量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涵盖多种投入要素并将污染排放问题考虑在内,能够体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性,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促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本文以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收敛性以及影响因素等相关基础理论;其次,采用DDF-Malmquist方法测算了2003-2019年黄河流域96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分解为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两部分,从总体趋势、区域层面、城市差异多角度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规律;然后,运用α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三种方法分别检验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特征;最后,运用面板计量模型从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科技研发投入、环境规制以及教育支出等方面探讨了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关键因素。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整体上升趋势,除2008-2009、2012-2013年的ML指数小于1,其余各年份均大于1,绿色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绿色技术效率;上、中、下游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研究范围内的大体走势与流域总体相同,绿色技术进步是拉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力量;上、中、下游分别有26、19、24个城市的ML指数大于1,下游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以及绿色技术进步指数都小于上、中两游,三大区域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增长来源依旧是绿色技术进步。（2）在2003-2011年、2015-2019年间,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整体上存在α收敛,而在2011-2015年间,因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地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打破了原有的稳态增长,因此不存在α收敛;黄河流域整体及其三大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由较低城市向较高城市的“追赶效应”,即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3）在影响因素上,全流域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以及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污染天堂假说”成立。而环境规制、科技研发投入与金融发展水平都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上、中、下游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科技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与全流域回归结果一致,金融规模的增加仅对中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促进作用,对上、下游地区则无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要素资源配置机制,着力提高绿色技术效率;采用差异化引资战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完善环境规制,政企合作推动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