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与疗救是百年中国文学的突出主题，也是巴金四十年代小说创作值得关注的重要成就之一，然而纵观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理解和把握往往存在着种种偏颇。对于风云变换、天翻地覆的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大家的着眼点常常集中在其史诗般高歌猛进、大起大落的一面，集中在政治本身以及政治影响下的种种文学现象，或者突出解放区文学的服务作用，或者强调国统区创作的反战情绪，而往往忽视了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对疾病的展示与描述，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本文试图以巴金为例，通过对其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研究，特别是对《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作品的文本解读，对此时期文学作品对疾病的隐喻与疗救做出阐释。 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创作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整体变化，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深邃的历史责任感贯穿这一时期作家创作的始终，而巴金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文学史家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青年巴金”向“中年巴金”的转变。他开始关注芸芸众生，关注社会重压下个体生命的艰辛与无奈，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琐事深刻展现饱受凌辱损害的病态灵魂。疾病及其描述在巴金的日常描写中显得更加真实、浓郁，并使其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文艺就不断被视为可以用来疗救社会病痛的“药”。笔者认为巴金这一时期的创作与鲁迅有异曲同工之处。四十年代苦难和疾病的无法选择和巴金内心对生命的挚爱更加鲜明而强烈的对抗着，当巴金目睹了身边一个个生命经历疾病、苦难而走向死亡的时候，潜伏在他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安再次被唤醒，使得巴金愿意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引起世人对苦难和疾病的疗救。在巴金的小说中，“疾病”不仅仅是生理性的，如肺病，更多的有其精神的指向。比如，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并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大限度的萎缩人格，他们过分的谦抑，缺乏自信和生活的欲望，随时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比如，受到社会政治与现实的钳制致使人的精神和心灵不能自由发展而带给人们苦闷和焦虑的病态心理，这种苦闷和焦虑不仅来自肉体也发自内心，不仅是个人的痛苦，更是民族的悲哀；比如，扭曲的家庭观念，充斥着封建毒素的家族制度；这些正吞噬着无辜的生命，使人失去了爱与被爱的权力。“病”成为了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隐喻，疗救被引申为对民族精神的救治，“救人、救事、救自己”也成为巴金写作的目的所在。承接五四的文化传统，继续提倡文学启蒙并致力于家园的重建是巴金为疾病的疗救开出的药方。 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生。对于疾病的关注、展示、疗救是巴金创作生涯中一个不可忽视，并需要进一步开拓其价值和意义的亮点。的确，巴金是人类疾病和苦难的发现者，在四十年代的创作中，他更是发现了疾病丰沛的文学性，使疾病与现实主义文学缔结了美好的姻缘，他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底层平民百姓的生存之苦和精神之痛，以他的悲悯情怀和体恤之心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力量，这不仅奠定了巴金在文学史的地位，而且直到今天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