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朝以降,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西方传教士紧跟帝国主义的步伐,依仗所获得的特权,走上了在中国大地兴办教肓、传播福音之路。截止到1926年,他们在中国先后创办了包括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在内的十七所教会大学。早期的教会大学为达到传教的目的,开设了多门宗教课程,并强制学生参与宗教活动,学校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教会大学的经费多来源于该校负责人所在的母差会,教会大学的行政管理权牢牢掌握在西方传教士手中,教会大学成为了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教育机构。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觉醒,社会各界强烈抗议教会大学的宗教性,谴责其侵害中国教育主权的行为,由此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进而兴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于社会民众的呼吁,国民政府也开始颁布种种条例,要求教会大学必须在中国立案。在社会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教会大学被迫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程。在中华大地出现的早期教会大学中,齐鲁大学是由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而且也是宗教性最为浓重的教会大学。但是齐鲁大学植根于中国大陆,必然受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再也无法保持其独立王国的姿态。以筹备立案为开端,齐鲁大学逐渐淡化了宗教的色彩,展开了种种变革,不断贴近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本文选取齐鲁大学为个案,分析教会大学的中国化历程,挖掘教会大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特征。本文第一部分以齐鲁大学丰富的校史资料为基础,从纵向以时间为尺度对齐鲁大学的历史发展沿革分五个时期进行了详细阐述。前两个时期介绍了齐鲁大学早期的发展,为分析其中国化作历史铺垫。第三个时期为立案阶段,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政府要求立案的历史背景下,学校出现了第一位中国籍校长,教师中中国教师的比例也在增加,宗教课程减少。积极开展乡村建设。第四个时期为战乱艰难发展时期,齐鲁大学辗转多地。学校开设了多门当时中国社会亟需的课程,许多中国知名学者在此执教。第五个时期为齐鲁大学被人民政府接管后到被撤销的数年,这个阶段的齐鲁大学,校政基本由中国人掌握,课程上开始注重思想教育,经费则主要是由中国政府提供,力图成为“人民的大学”。文章的第二部分从五个方面对齐鲁大学中国化的转变进行横向分析。在管理权方面,学校早期传教士掌握着学校的行政管理大权。后来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立案政策的压力下,管理层开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到解放后,领导管理权则基本由中国人掌握。教学目标的转变主要是学校不再以培养传教士为目标,着重培养中国社会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早期约有三分之一为宗教课程,立案后宗教课程不断减少,学校积极关注中国社会并参与到山东乡村建设,开设多门乡村课程。抗战期间开设了中国亟需的寄生虫病理学。解放后的课程更为注重思想教育。师资力量上,中国籍教师的比例不断增加,并且有许多知名学者执教于此,不仅提高了学校知名度,还使得课程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在经费来源方面,早期学校的经费来源以母差会的拨款为主。后来齐鲁大学纳入到中国教育体系中,其经费来源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再单纯依靠差会拨款,甚至到解放后,其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国政府。第三部分评价了齐鲁大学的中国化。齐鲁大学的转变与中国社会变迁基本同步且息息相关,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有许多困难。转变后的齐鲁大学减少了对宗教的重视,更为关注教学和科研,经费的多元化也使学校财政充沛,学术水平得到了有力的提高。对于山东地区而言,不仅促进了山东地区教育的进步,也对当时的山东大学堂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学校在八十八年间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他们在医学、教育、物理等领域为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52年,包括齐鲁大学在内的所有教会大学被撤销,所有师生、校舍、设备等被拆散分至其他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完全的融入到中国的教育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