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强调文学发展线性直进的特点,相信未来的文学状态是异于今世的、是先进的,这是文学进化的必然结果。他主张将文学表现的范围投向最广阔的社会生活,将社会生活视作文学表现的内容和变迁的动力。认为只有注重实地观察,并融入独特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真实观察社会现实的目的,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胡适充分考虑到了文学作品接受对象的特点及其接受途径的特殊性,强调文学接受中读者对于文学文本的反作用力以及重新阐释的可能。为了使文学能够成为唤起民众参与民族复兴运动的工具,胡适努力使白话文成为所有文字交流的基本媒介,将文学语言变革的目的直接指向增加文学文本的读者群,使读者在经过阅读过程之后可以认清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达到改造社会的功利目的。胡适主张将文学作品工具化,将文学批评功效化,根据文学作品达到的效果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将“工具”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定位。胡适眼中的中国文学体式是“不完备”的,他始终强调学习“第一流”的文学“范本”。胡适强调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方法论,主张用杜威实用主义的方法、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综合起来的科学主义来对待文学,“反抽象的具体”是对胡适方法论的最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