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发展对于科技创新的日益依赖,导致精英科学家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和各国政府争夺的对象,对不同群体精英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等——的研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智力投入,但围绕精英科学家重要组成群体的高被引科学家,特别是华人高被引群体展开的相关研究却非常不足。对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过程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丰富对精英科学家的培养、选拔和使用等方面的认识,为相关政策的制订、调整和完善提供理论基础。本论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针对研究问题——华人高被引群体的成长过程特征及影响因素——建立了七个方面的假设,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开探讨。一方面,利用Web of ScienceJCR数据库,搜索高被引科学家的SCI论文发表信息和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并结合科学家的学术简历自建了四个数据库,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对部分假设进行了验证性研究；另一方面,通过搜集高被引科学家的传记、访谈等质性材料,对影响其成长的中介变量展开探索性分析。本论文的主要发现包括：(1)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的论文产出力总体表现稳定,发表数量呈现一个持续相当长高产时间的梯形曲线,且存在多个出版高峰。具体而言,①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专业年龄0-6岁)即已表现出卓越的科研潜质,相比普通科学家发表了明显更多的SCI论文。②华人高被引学者的发表均值不仅显著高于普通科学家,在整个国际高被引群体中亦表现不俗。他们的优势专业包括数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③华人高被引学者职业生涯前段的论文发表量一般是稳步上升的,首个明显的产出高峰通常在博士毕业后10年前后到来,第二个比较突出的时期则出现在专业年龄20岁左右,30岁之后还会有一段比较稳定的高产期,有的科学家更是后劲惊人,甚至在专业年龄40岁以上还会迎来发表爆发期。在产出高峰阶段,他们的年均SCI论文发表量超过10篇,有的科学家甚至可以达到几十篇之多。④华人高被引青年科学家与中老年科学家在发表量上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青年组科学家的论文出版数量显著高于中老年组前辈,且这种遥遥领先的优势几乎贯穿在他们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所有阶段。(2)华人高被引群体的优质研究成果(本研究中主要指高被引论文)多出现在科学家职业生涯的中后段,且呈现明显的多高峰特征。这些高被引论文多数是原创性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欧美高影响力的知名刊物上,表现出明显的“期刊集聚特点”,且发表模式大体可总结为两种：①“受欢迎作者+知名期刊”的强强联合模式；②“受欢迎作者+普通期刊”的带动提升模式。不过,与我们先前预测的不同,仅有很少一部分高被引论文发表在本领域超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甚至还有相当比例的文章发表在JCR Q2-Q4的刊物上。(3)华人高被引群体获得专业认可的速度和声望远高于普通科学家。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职阶晋升速度明显更快；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小于主要国家或地区院士当选时的平均年龄。但在专业声望的获取和优质研究成果取得的时间关系上却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总体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所在专业领域的科研奖励系统的优胜者,这似乎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默顿关于科研奖励系统与学术产出良性互动的观点。(4)质性材料分析的结果表明,个人素质、“重要他人”和组织环境三个维度的诸多因素都对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产生了影响。其中,个人素质包括科学家的性别、社会出身、早期居住区域、勤奋与兴趣、志向与理想、专业眼光以及宗教(个案)等；“重要他人”包括所有教育阶段的老师、科研合作伙伴、亲属等；组织环境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构、工作机构、实验室环境及专业学会组织,此外,科学家在不同机构之间的职业流动也是影响他们学术成长的重要变量。(5)最后,本文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与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之间的双重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以及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与中国文化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既受文化制约又参与文化创造)关系。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的人才引进、资助、奖励政策制度中的部分规定不符合精英科学家的成长规律和特点。例如,精英科学家科研产出(包括优质成果产出)的多高峰特点不支持现有某些科研资助政策对单一年龄的刚性规定；华人高被引科学家优质研究成果发表的期刊分布特点不支持部分机构“紧盯”少数国际顶级期刊的科研奖励政策；此外,华人高被引科学家群体的专业分布特点也要求我们的人才引进政策更多考虑不同学科的实际情况,而华人高被引科学家成长的连续性更是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在培养的某个阶段重视其选拔,而应当着眼于更长远的规划。精英科学家的培养、选拔与使用需要基于研究来夯实基础,方能发挥更大的实际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