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孔祥毅教授提出的金融先导理论和金融协调理论为指导，首先通过对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探寻，总结出三种类型的工业化模式，即自然演进模式、后起赶超模式和金融先导模式。早期的工业化主要是自然演进模式的，其成功范例为英国和一些西欧小国；进入十九世纪，自然演进模式让位于后起赶超模式，后来居上的主要有美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金融先导的工业化模式，二战后普及起来，比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以及联邦德国的工业重建。在梳理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二战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无论是自然演进模式还是后起赶超模式的工业化，即便很成功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和工业化结束后都经历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成为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痛；二战后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大都采取了金融先导模式，并保持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不仅工业化时间大为缩短，而且在工业化进程中熨平了经济危机，但在工业化结束后往往会爆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出现停滞或增速放缓。因此，我们得到一条规律：现代经济环境中，要快速实现工业化，必须运用金融先导战略；要防止工业化结束后出现的金融危机，必须正确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其次，本文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历程，包括洋务运动和晚清到民国的三次工业化浪潮，其间既有壮士扼腕的悲曲，也有机会一闪的叹息。解放后，我国在前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后起赶超模式的工业化，取得非凡成就，然而在“赶美超英”的错误指挥下，工业化遭受很大挫折，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结果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奏响了金融先导模式工业化的乐章，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主张①，在其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农行得以迅速恢复，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序幕。同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纷纷成立、分设或恢复，为新的工业化高潮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金融改革与经济改革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成就了我国长达30年的高增长。（二）金融先导为什么能够克服经济危机，获得平稳高速增长呢？本文通过对金融先导战略充要条件的论证，发现经济系统存在固有频率的规律：落后国家工业化前，经济系统处于低水平的均衡；工业化开始后，大量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技术引进成为经济系统的一个扰动源，这个扰动在量上明显超过了其他随机扰动，成为扰动的主方向，构成一种明显的单向冲击，使经济形成“技术引进→收入增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投资下降→收入减少→货币需求减少→利率下降→投资上升→收入再次增加”的周期性波动（图示见第4.1.2节）。本文不仅用图示法演示了经济系统受到冲击后，必然经历循环往复波动的现象，而且用数学推导，严格证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经济系统都存在这样的固有频率，并得出经济系统在固有频率的作用下周期性波动的解析表达式y=y+(y+y-βt1t010)()，从而为各种经济周期假说提供了逻辑严密的数学依据，使假说上升为定律。本文分别考察了经济系统在正向扰动（如科技创新）和负向扰动（如战争）的冲击下，周期性波动的轨迹；考察了各种内生变量对经济波动产生的阻尼效应，即证明了“经济稳定器”原理；考察了纸币发明的作用，即纸币制度使货币供给，由经济的内生变量，转变为内外共生变量。在管理通货制度下，一国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缓冲经济波动，即在“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过程中插入一个“货币供给增加”环节，使之变为“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不变或下降”，使投资不再下降，进而收入不再减少，经济在新的高度达到均衡，这样就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出现，解答了上段段首的疑问，对二战后经济危机的缓和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工业化需要三个要素的增长：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释放，而资本呢？二战前，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往往通过殖民掠夺和侵略战争，来攫取资本的增量；二战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纷纷独立，而且正是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需要工业化，她们不能再进行殖民掠夺了。二战后，管理通货制度在世界各国确立，金本位的最后一抹余辉，也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黯淡下去。管理通货制度确立后，货币供给不再是经济的内生变量，而成为内外共生变量，一国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的积累。与殖民侵略相比，这种方法不仅文明了许多，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缓和了经济危机。那么，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后不久，都出现了金融危机、经济停滞或增长乏力呢？原因就是：工业化结束后，该国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没有了技术引进这个明显的、确定的、在量上占优的正向冲击，经济系统在其他各种随机扰动的叠加影响下，围绕其均衡点作无规则的震荡。此时，如果再增加超量的货币供给，试图刺激经济只朝一个方向前进，结果只会事与愿违：不但无法推动经济，而且极有可能加剧经济波动，发生金融危机是迟早的事儿。因此，工业化结束后，我们建议终止金融先导，改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还有一些国家，走的同样是金融先导的工业化道路，却没有收获像日本、亚洲“四小龙”那样的成就，而是金融巨幅波动，经济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就是金融先导过度，货币超量供给，欲速则不达。因此，我们在运用金融先导的过程中，必须使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保持协调。本文在第6章，运用孔祥毅教授提出的金融协调理论，专门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的协调，要分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存在负向扰动或冲击（如石油危机）时，是不宜使用金融先导的，因为此时增加货币供给，无法提高商品供给，只会推高物价，形成“滞涨”（详细推导见第6.3.1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消除负向扰动源，如石油危机时，只能通过提高石油产量或寻找替代能源来解决；又如发生战争时，只能通过结束战争来解决，其他任何宏观调控都治标不治本。第二种情况：存在正向扰动或冲击（如技术引进）时，运用金融先导增加货币供给是对的，但要克服过量与不足两个弊病。货币供给不足时，无法完全平抑经济的波动，经济只能在波动中低速增长；货币供给轻微过量时，物价温和上升，经济仍然低速增长（详细推导见第6.3.2节），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处于这种状态；货币供给严重过量时，物价腾贵，经济停滞，没有了经济的增量，供给的货币也得不到回报，结果只能是继续追加货币供给，饮鸩止渴，恶性循环，最终形成债务危机，墨西哥、阿根廷当属此例。然而，如何在量上把握呢？我们提供的方法是：测量经济泡沫率。通过对经济泡沫率的监测，判定金融先导是否过量。当经济泡沫率达到某一阀值时，我们就要控制货币供给，防止其过量。测量经济泡沫率的方法是：经济泡沫率ρ=yFy，其中，yF为资本化定价方式所决定的表象价格，y为劳动价值论决定的实际价值。本文随后对美国的经济泡沫率进行了测量，并将经济泡沫率数值与美国经济史进行了比对，比对结果与事实基本吻合。（三）我国属于后起国家，山西又是我国的落后地区。后起国家或地区要想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实现工业化，必须解决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对落后的经济提供一个正向扰动或冲击，这个问题由技术引进和科技创新来解决；第二，经济系统对正向扰动或冲击的传导机制要顺畅，也就是现代经济的固有频率模型成立，这个问题由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第三，在正向冲击袭来之前，政府能够提供一系列金融安排，以承接正向冲击的力量，也就是金融先导战略的实施，这个问题由市场金融体制来解决；第四，防止金融先导的过度与不足，这个问题由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来解决。因此，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市场金融体制，统计和监测经济泡沫率，并将其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我国落后省区运用金融先导战略赶超发达省区的具体建议主要有：构建金融洼地，建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引导各驻地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力度，打造地方商业银行航母，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切实缓解县域经济发展融资难问题，建设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等。我国整体运用金融先导战略促进工业化实现的具体建议主要有：科学实施货币政策，确保先导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协调；切实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集体所有制银行股份公司行为；建立国家清算中心，担负存款结算的社会职能；单一化政策性银行，集中管理贷款的社会职能；着力完善货币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解决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增加我国工业化资金总量等。工业化实现后，由于国内与国外的技术差消失，技术引进停止。没有了这个稳定的正向扰动源，金融先导战略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一般应当转向单一规则。如果还想继续运用金融先导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事先做好两件事：一是制造稳定的正向扰动源。这就要求我们加大科技投入，鼓励自主创新，使科技跳跃式发展，引领世界潮流；二是尽量准确测算正向冲击袭来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建立“科技——经济”互动模型，根据大量信息和数据，测算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从“技术发明”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期限或时滞，确定货币供给放量的时间点。在没有正向冲击来袭或不知道来袭时间的情况下，不得盲目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四）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1）发现现代经济系统存在的固有频率。本文分别用逻辑、图示和数学方法，证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经济系统都存在固有频率，经济系统在各种外界扰动的作用下，依其固有频率作循环往复的固有振动；并通过运算，得出其振幅的解析表达式y=y+(y y-βt1t010)()，从而为经济周期假说提供了逻辑严密的数学推导，使假说上升为定律。本文分别考察了经济系统在正向扰动和负向扰动的冲击下，周期性波动的轨迹（详见第4.1.3节）；考察了各种内生变量对经济波动产生的阻尼效应，即证明了“经济稳定器”原理（详见第6.4节）。证明了“纸币的发明，使‘货币供给’变量由经济的内生变量转变为内外共生变量”这一命题（详见第4.2.2节），一国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缓冲经济波动（详见第4.1.4节），对二战后经济危机的缓和作出了合理解释；同时，证明货币在“纯金属货币制度”下是中性的，而在“管理通货制度”下是非中性的。（2）区分了存款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本文通过对存款的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的论述，提出了比存款保险制度更科学的保护存款人利益的方案：将存款的社会职能交由国家清算中心管理，即成立国家清算中心，存款人可以把交易性存款、预防性存款等风险厌恶类存款存入该中心，该中心为政府性质，对存款不付息但保值，从而保护了非逐利存款的安全；商业银行通过给付利息，吸收逐利性存款，按照风险收益对等原则参与竞争。本文将“国家清算中心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比较，得出国家清算中心制度优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七大优势：①存款保险制度有社会关系经济化的弊端，国家清算中心正确析出了存款的社会属性；②存款保险制度能够诱发道德风险，国家清算中心制度只保障非投机性存款的利益，不会引发此类道德风险；③存款保险制度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增大其经营风险，国家清算中心不干涉商业银行经营，因此不会增加银行的冒险性；④存款保险制度的逆向选择导致经营效益好的银行退出存款保险体系，国家清算中心制度对各类银行均一视同仁，不会产生逆向选择；⑤存款保险制度本身也有成本，而国家清算中心由现有的同城票据交换所联网构成，无需增加运营成本；⑥存款保险制度并非全额保险，国家清算中心对于无风险的存款却是全额保障；⑦存款保险制度无法区分投机性存款和非投机性存款，对银行和储户都不公平，国家清算中心制度可以明显区分投机性和非投机性存款（详见第7.3.3节）。（3）提出“现代集体所有制”概念，即集体所有制股份有限公司。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当代演变为国有股份公司；集体所有制，同理，也应演变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公司。基于上述理念，本文提出：“一股独大”的全民所有制股份有限公司应当退出竞争性行业领域，代之以“为数众多”的集体所有制股份有限公司。这样，既能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又可使国有经济能够集中力量控制基础产业、公共设施、思想阵地和国家命脉，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行业垄断、国企高管腐败、“寻租”、国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国有股不能流通、收入差距扩大等棘手问题（详见第7.1.2节）。（4）在金融压抑与金融深化的关系中，笔者认为在统一市场内部，应当金融深化；在割裂的市场之间，应当金融压抑。也就是说，在一国内部或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的几个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资本就应当完全自由流动，以享受金融深化带来的红利；在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明显差异的国家之间，市场是割裂的，如果金融深化，资本将会流到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国家，损害落后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主张，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当国内金融深化、国际金融压抑（详见第5.2.2节）。此外，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四大特征，即金融关系没有完全市场化、金融企业经营没有完全自主化、宏观金融调控没有间接化、金融运行没有完全法治化；得出现行金融体制的九大不良后果，即银行经营管理异化、存在行业垄断、信贷总量不足、信贷结构失衡、利率水平偏高、利差过大、银行侵占企业平均利润、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屡禁难止、所有者缺位。提出应在体制层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市场金融体制，并给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制的七项具体措施（详见第7.1.3节）。这些提法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