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官有权运用合宪性解释。合宪性解释包含宪法解释,宪法文本给普通法官的宪法解释权留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空间,根据司法运行规律,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处在一种必然的现实授权状态。宪法文本没有明确排除法官的合宪性审查权,在应然意义上,“弱司法审查”模式能够容纳普通法官在个案中的合宪性审查权。合宪性解释切合刑法的理念,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得出的结果能够得到控制和救济。在解释实践中,刑法向宪法的求援确实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容纳合宪性解释,但不能覆盖合宪性解释的功能。由此,在刑事裁判中运用合宪性解释具备正当性。在性质上,合宪性解释是一种综合性的法律解释方法,兼具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特质。为了防止合宪性解释被滥用,法官在刑事裁判中运用合宪性解释,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首先,法官需要判断刑事案件的基础关系是否具有公共性,只有基础关系关涉到公权力和公共利益,才能运用合宪性解释。其次,对于那些满足基础关系的刑事案件,如果涉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存在违法性认定层面的冲突,抑或刑法条文不明确,抑或刑法条文存在多种解释方案,那么法官便可以在该刑事案件中运用合宪性解释。在满足运用条件之后,法官可以主动运用合宪性解释,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要求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方式是:在裁判说理的环节依据宪法对刑法条文的内涵进行论证,而不必将宪法条款直接作为最终裁判结果中的法律依据。当事人申请运用合宪性解释时,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在答辩状中阐明己方对刑法条文的理解,并明确提请法官对存在争议的刑法条文进行回应。法官在具体运用合宪性解释时,应当受到操作规则的约束。首先,合宪性解释具有宪法适用的属性,运用合宪性解释应当遵循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其次,与其他的刑法解释方法相比,合宪性解释具有特殊性。在刑事裁判中,合宪性解释既可以在体系解释中出场,又可以在目的解释中出场。作为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中的特殊方式,合宪性解释需要遵守特殊的规则。最后,在刑事裁判中运用合宪性解释,必须以个案为基本立场,贯彻比例原则,将法益受侵害的程度、公民权利的实现状态作为衡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