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的医疗自主权是当前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这一极具人文关怀的医学诊疗模式推崇的权利。无论是普通患者还是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都是人为之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然而,当前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定位仍然存在误区,主张精神障碍患者没有医疗自主权的大有人在。我国2013实施的《精神卫生法》在宏观上,首次规定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性尊严和人身自由,肯定了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上享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在微观上,该法的若干规定不仅与国际人权保护理念相形见绌,更与我国精神卫生保护人权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变相地剥夺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自主权。本文旨在深刻反思我国《精神卫生法》对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实现保护不足这一问题,探讨国际上以及部分发达国家有益经验,对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制度的构建和相关配套措施提出若干设想和建议,以期推动我国精神立法及卫生政策在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方面更具体化,更易于操作。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对前述问题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是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的概述。从权利起源与发展、权利渊源以及性质方面对医疗自主权进行了基本介绍,在此基础上对普通患者和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自主权的具体内容加以区分,进而对学术界将医疗领域的健康权、知情同意权两个概念与医疗自主权概念的混淆予以澄清,借此对医疗自主权的概念予以更详实地说明。第二部分是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的理论问题研究。对于精神障碍患者是否享有医疗自主权一直是一个备受质疑的问题。笔者从人性尊严、人权平等保护、人身自由不受侵害、行为能力判定有别、功利与道义理论五个方面论证了医疗自主权是精神障碍患者“人为之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同时,精神障碍患者能力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医疗自主权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须依据不伤害原则、病人福利原则、“最小限度限制”原则、公平原则予以限制。第三部分是对国际国内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的实现机制进行检讨。国际精神卫生文件对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的保护及其实现方式有着较为详细和完整的规定。笔者将我国《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与国际上保护此权利的条文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我国《精神卫生法》对患者医疗自主权的保护仍存在诸多缺陷：监护人角色定位过大,非自愿住院条件宽松,患者参与模式不到位以及自主权权利救济不足。第四部分是对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自主权实现机制予以完善的若干设想。通过建立保护人制度以改变现有监护人监护权力行使的混乱局面,为患者及时自主地行使权利,获得医疗帮助提供便利;在决策方式上应因患者行为能力程度的不同而采取自主性决策、支持性决策、替代性决策三种决策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扩大患者行使权利的空间,保证医疗自主权的可行性；在治疗方式上摒除绝对的机构化治疗,逐渐采用尊重人性的去机构化治疗方式,为患者恢复并提升自主能力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