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一朝,南北对峙的外部局势和上下游州镇争衡的内部地缘政治格局作为两大关键因素,共同造就了江州的独特角色和地位。然而,在这两大关键因素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江州的战略地位在整个东晋南朝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意图通过探讨江州战略地位的升降变化,从而深入考察东晋南朝政治变迁的历史面貌。为此,采取个案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范例,选取了四则个案,考察在每一次历史进程中江州战略地位的升降变化及其体现。在此主线之下,不同程度的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家族、思想、民族等方面的内容,以便全面考察江州战略地位升降变化所处的政治环境及其影响。第一章以司马睿和江州刺史华轶的冲突为切入点来考察江州在东晋开国史中的战略地位,分析了江州在荆扬之争中之所以重要的渊源。在两晋之际司马睿与华轶的冲突中,江州是司马睿巩固建康、冲破包围圈、向长江中上游地区扩展势力的基地和关键,这表明下游建康政权在立足扬州的初期便意图牢牢控制江州。面对华轶之乱,江南士族进行了政治转向,司马睿借机整合了南北士族的支持。而此役中所体现的以华轶为代表的华氏家族对江州的经营及其家族转型,作为东晋门阀士族的雏形,构成了东晋江州之争的渊源。第二章以晋初三刺史时代的江州为背景,论述了应詹、温峤、刘胤等诸位江州刺史与荆州刺史陶侃进行的充斥着刀光剑影、阴谋诡计的激烈斗争,以试图补诠从东晋立国至庾、王江州之争期间若干年的江州政治。无论是拆分荆江、改授长吏的举措,还是应詹致陶侃温情脉脉下暗藏杀机的书信,或是"颉颃缱绻、齐好断金"的真相,亦或是"胤非方伯才"的政治言语,无不体现了晋初三位刺史苦心孤诣的经营。荆州刺史陶侃与建康朝廷激烈争夺江州,在郭默之乱中更是出动大军攻占江州,最终形成威逼下游之势。这一时段的江州政争表明,在东晋立国初期,江州便已成为荆扬之争中具有缓冲制衡地位的战略州镇,这上乘王敦之乱的余波,下启庾、王江州之争的序幕,构成了庾、王江州之争的前传和直接渊源。第三章以"江州当出天子"这一谶语为线索,论述了刘宋宗王政治背景下的江扬之争。从"江州当出天子"这一谶语的渊源流变及其所体现的皇族矛盾,到刘骏以江州刺史夺得帝位,再到刘子勋据江州称帝并与明帝争夺皇位,这一系列重大进程背后,是江州在刘宋州镇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的时代轨迹。长江中上游州镇与下游建康朝廷东西对抗的州镇态势依然存在,但是江州逐渐取代了荆州的部分地位和作用,挑战下游建康朝廷的州镇由荆州置换成了江州,荆扬之争转换为江扬之争。这种州镇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刘宋皇族内部矛盾、宗王政治一起,共同构成了 "江州当出天子"的真相。第四章则考察了在江州酋豪崛起、梁亡陈兴进程中江州战略地位的升降变化。经过齐梁二代的发展,江州酋豪在侯景之乱中趁势而起。面对陈霸先崛起,江州酋豪内部由于立场、阶层的不同而分化为南、北两支:北支酋豪进入建康朝廷,南支酋豪雄踞乡里。由于在权力来源和既得利益上与王朝中央存在根本矛盾,南支酋豪激烈反抗陈朝统治,在地域冲突上形成江州与建康朝廷之间的南北对抗。同时,在交、广等岭南诸州和建康朝廷的南北对抗中,江州是斗争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和关键据点。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每个历史时段中江州战略地位所发生的升降变化及其影响,这种变化并不能简单的用"战略缓冲"或"战略制衡"进行概括。在东晋南朝二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从荆扬之争到江扬之争,再到南北对峙的转变,构成了江州战略地位升降变化的主要脉络;而江州战略地位的转变,又是东晋南朝政治变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