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的使用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全世界每天有13000多人死于烟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根据2002年的全国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结果，在中国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为35.8％，有51.9％的不吸烟者受到被动吸烟的危害。 尽管烟草的使用是我国人群早死和失能的最主要的可预防的因素，然而，目前的政策、宣传还远远不能有效地预防烟草在儿童、青少年、妇女中的使用，降低吸烟率以及减少非吸烟人群在环境烟雾中的暴露。而由于吸烟者戒烟意愿薄弱，戒烟资源的缺乏，人群的戒烟率很低，吸烟造成的疾病负担逐年增加。 本研究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性控烟干预研究。在上海市选择两个经济状况相近的社区分别作为干预和对照。随机抽取一个社区作为干预组，另一社区作为对照组。在干预社区中，针对个体、社区卫生人员、群体实施综合性、多方面的干预措施。本项目以社区为基础，采用行为生态学模式，在社区、学校等场所进行多层次的综合性干预，探索不同场所和人群的可行性的控烟模式并进行评价。在本次研究中，着重于探讨了两方面的干预：1)以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吸烟行为为重点的学校控烟干预；2)以针对吸烟者戒烟为重点的戒烟干预。主要结果如下： 学校干预：以学校为干预场所，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的吸烟行为，降低尝试吸烟的比例。研究采取半实验研究方式，在干预和对照社区中分别随机抽取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在干预组学校实施为期一年的控烟干预，对照组按照教育局常规进行运作。 基线调查结果表明，学生的尝试吸烟率达到为13.7％，尝试吸烟的平均年龄8.8岁。75.2％的学生有家人吸烟，45％的学生遭受被动吸烟的危害。对尝试吸烟行为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性别(男生)，了解同班同学中有吸烟者的是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有关知识、态度的得分越高，尝试的可能性越小。 根据基线调查结果，以生态学理论和组织阶段变化理论为指导，对干预学生的学生和教职工实施干预，探索出在个体、小组、组织、社区等不同层面，通过政策、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等实施的综合控烟模式，并应用组织变化理论将这种改变转化为制度，同时形成了完整的学校控烟课程。评价采用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在过程评价中，对活动、教育进行阶段性评价；在结果评价中，通过定性访谈征集学生和教师意见，通过问卷调查对干预的效果和持续性进行了综合评价。 过程评价提示，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普遍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对各项活动“喜欢”的比例达到75.4％，对控烟教程“喜欢”的比例达到95.9％。在控烟教程的每一阶段，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都有所提高。 通过对基线、干预后和干预完成后半年对两组学校学生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干预对于减少学生的尝试吸烟行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干预前，干预组的近期的尝试吸烟率为9.7％，与对照中学7.8％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P=0.15)。在干预半年后，干预组的尝试吸烟率仅为4.2％，低于对照组的8.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2)。 干预组的重度被动吸烟情况有显著改善，从干预前的15.5％下降到干预完成半年后的12.1％，而对照组则从基线的12.5％上升到17.1％。干预组“最近三个月看到老师和学生吸烟”的比例有明显下降。 从吸烟的有关认知和态度看，对于认识吸烟的短期危害：吸烟影响身体发育；不赞同吸烟是成熟的标志；不吸烟是对健康的负责选择；不模仿偶像吸烟；决心不再未来一年内吸烟等方面，干预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是也有部分指标虽然在干预后取得效果，半年以后有所回落。 干预也对教职工的吸烟行为产生影响。干预后干预组教职工的(重度)被动吸烟率，男性教职工的吸烟率都有了明显的下降。男性教职工的吸烟率从56％下降到38.1％；被动吸烟率从56.7％下降到28％。教职工在学校的被动吸烟明显减少。 对学生和教师的定性访谈结果表明，通过干预，学校的无烟环境基本建立，学生对吸烟危害的认识有所提高，掌握了拒烟和拒绝被动吸烟的技巧。同时，通过学校活动和社区控烟的结合，对于减少家庭的被动吸烟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项活动受到学生欢迎，直观、互动的教育形式更能够被学生所接受。 对吸烟者的研究及干预：主要探讨吸烟者的吸烟行为、戒烟意愿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可行的戒烟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对吸烟者的现况调查和对戒烟干预方式的探索及评价部分。 对吸烟者的现况调查又分为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两部分。 通过对969名吸烟者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重度吸烟者占吸烟者的一半左右。仅7％的人认为吸烟重度有害，知晓吸烟可导致冠心病、高血压的均不到5％。42％的吸烟者认为吸烟不应受到干涉。70.8％的人不想在半年内戒烟(思考前期)；对戒烟因素的LogistiC分析结果表明，60岁以上，患有重大疾病的人倾向于戒烟，40-49岁吸烟者戒烟最少。 对36名吸烟者的定性访谈的结果表明，在开始吸烟的过程中，青少年期的第一支烟包含了好奇、刺激的心理，而成年期的第一支烟往往是一种被动或无意识的接受，相互递烟的社会习俗对开始吸烟的过程产生了很大影响。成瘾性、交往需要，从众心理，打发时间等都成为维持吸烟的原因。吸烟者大多比较强调吸烟带来的“便利”，吸烟者对于吸烟的危害了解往往只限于一些表面症状，缺乏对潜在危害的认识，同时抱有侥幸心理。因此，戒烟意愿不强，缺乏信心，甚至存在着“戒烟会使人生病”的误解。对于被动吸烟危害的知识也比较匮乏，部分吸烟者甚至从未意识过吸烟对他人的影响。在尝试过戒烟的人群中，大多数由于健康问题而被迫放弃吸烟，而这种被动的戒烟很可能因为疾病症状的好转而复吸。而对于真正想戒烟的吸烟者由于缺乏相应的戒烟知识和技巧，缺乏支持性环境而困难重重。 对戒烟方式的干预和评价分为社区支持性环境的创建及评价，戒烟方法的探索和评价两个内容。 营造社区支持性环境是改变吸烟者行为的基础。为了提高吸烟者的戒烟意愿，在社区实施了环境、政策、教育与引导相结合的综合控烟策略，在个体、家庭、居委、社区的不同层次上进行多维干预。通过干预，吸烟者对吸烟危害，被动吸烟危害等有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明显提高，对控烟的支持性态度得以增强。干预组认为吸烟导致重度危害的比例从干预前的2.6％提高到26.9％，赞同吸烟是不良习惯的比例从79.4％提高到91.1％。吸烟者中戒烟比例从干预前的15.2％提高到干预后的19.4％。 为了探讨有效的戒烟方式，在社会认知理论的指导下，本研究进行了小组控烟干预研究，创建“我能戒烟”小组干预方式，形成了5.5万字的培训者和组员教材。通过社区动员，共征集了225名吸烟者。基线调查后将研究人群随机分成干预组(118人)和对照组(107人)。分组后干预组接受“我能戒烟”培训。授课方式采用小组授课方式，将五次授课安排在20天完成，每组共有成员15人左右。在距基线调查6个月后，再次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基线调查结果表明，干预组的平均年龄干预稍高于对照组，两组的一般情况具有可比性。两组的人群的吸烟情况(每日烟量、开始吸烟年龄、烟瘾程度、戒烟意愿等)无显著性差别。 在6个月后的随访中，干预组的戒烟率为40.5％，高于对照组(5.2％)，差别具有显著性(P＜0.01)。干预组的平均吸烟支数为3.92±5.65，低于对照组13.10±6.83，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组的情感效能、社会效能的变化优于对照组。干预组的戒烟意愿处于思考前期的比例远低于对照组(19.8％Vs49％)。对影响每日吸烟量变化因素的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是否干预影响了吸烟量的改变(F=98.08，P＜0.01)；而干预效果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影响是否能够戒烟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其中是否干预为最强的影响因子(OR=6.67)，预先对自己戒烟成功把握较大的更能戒烟，年龄大的戒烟可能性更大。 71.6％的学员认为参加戒烟班对于今后的戒烟有“很大的帮助”，27.8％的人认为“有一定的帮助”；74.6％的人认为今后会推荐周围的吸烟者参加戒烟班。对58名学员的培训后定性访谈结果表明，参加戒烟培训改变了学员对吸烟的看法，从不知道吸烟的危害到全面了解了吸烟的危害，从不想戒烟到下决心戒烟；而对戒烟技巧的掌握，自我效能的提高，进一步促使了吸烟者完成“我能戒烟”的转变。多媒体讲授、讨论、活动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也受到了学员的欢迎，绝大多数内容得到了学员的认可。同时，对于课程的进一步改进也提出了部分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