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P1889标本采集以来,对于丁村石制品的阿舍利性质争论已持续很久。观点虽不一而足,但几乎所有的论断都围绕着丁村石制品是否存在两面加工与精制修理。但事实上,两面加工与精制修理现象并非存在于整个阿舍利技术的变异过程中。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阿舍利工业而言,阿舍利工业与奥杜威工业的主要区别在于获取大石片的能力,而非仅在于两面加工。基于此,本文运用Kuman的类型学体系对丁村早中期遗存进行重新观察,这将为探讨丁村石制品的阿舍利性质提供新的视角。论文主要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简要论述了阿舍利石制品现有研究背景,指出现有的关于阿舍利的诸多争论本质都归因于类型学差异。并认为选择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类型学体系是研究丁村早中期遗存性质的前置问题。第二章:梳理并对比了欧洲和非洲学者使用的概念和类型学体系,探讨了研究者所处的语境对类型学体系的影响。并论证了Bordes类型学体系在阿舍利石制品研究方面的缺陷与不足;第三章:探讨了旧大陆西侧阿舍利工业的技术结构和时空结构,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Kuman类型学体系与阿舍利石制品的有效契合,解决了研究丁村早中期遗存性质的前置问题;第四章:简要回顾了丁村遗址群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研究背景。之后,运用Kuman类型学体系,对丁村早中期遗存的四类工具组合和石核的技术特征进行复原,并结合遗址年代信息,得出丁村石制品具有晚期阿舍利特征的结论。最后从较宏观的角度上,探讨了丁村早中期遗存与晋西南相关遗存的关系;第五章:对本文进行总结,指出丁村早中期遗存归属于晚期阿舍利遗存。但同时强调丁村早中期遗存石制品缺乏精制加工,其与非洲阿舍利遗存有着较好对应,而与欧洲阿舍利遗存存在差距;第六章:将丁村早中期遗存与中国南方地区其他相关遗存进行对比,并回顾了东亚似阿舍利工业出现原因的理论解释。指出现有的“文化——传播”和“功能——适应”两种解释策略都存在局限,二者均无法完全概括丁村为代表的晋西南阿舍利遗址的出现与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