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的并购热潮以来,各大企业都希望通过并购来完成自身业务的扩张,提高竞争力,促进公司发展。导致A股市场上企业的并购重组交易越来越频繁,并购溢价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而溢价并购必然导致合并商誉的产生。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轻资产为企业主体价值的文化传媒行业。目前,大部分影视公司为了能更好地实现“明星驱动IP”的商业模式,获得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常常自愿给付高对价并购标的企业。但是,由于受到企业价值评估时收益法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无形资产界定范围有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中存在着大量的“商誉泡沫”,这为企业后续的商誉减值测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和隐患。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至2020年三季度末,A股市场上商誉规模超过4亿的企业合计14家,商誉总价值高达12,800亿元。虽然2018年年报显示当年已有一批企业计提了大量的商誉减值,但从数据来看至少在2020年末,这个隐患依然存在,很多公司都在试图通过计提商誉减值对企业财务绩效进行“大洗澡”,这必然会导致企业计提当期产生严重的亏损,给中小投资者们带来巨大打击。本文试图以华谊兄弟高溢价并购东阳美拉为例,通过综合运用文献调查、事件研究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对此次并购案中高商誉形成的原因,巨额商誉减值计提的原因以及因此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归纳分析后,给华谊兄弟在今后的商誉处理方面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并站在并购方、中小投资者、监管者以及准则制定的角度,针对高溢价并购引发的一系列商誉问题提出了几点看法,希望可以起到一些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