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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石,国外对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进行定量研究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在实践中,均值—方差证券组合理论并没有被众多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运用。因为该模型投资实践运用中有相当的差异,常常会导致不相关的最优投资组合。研究者对模型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用方差度量风险不合理,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收益率的方差中收益率高于均值部分不是“风险”等观点。因此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拓展研究方法。自1994年VaR(Value-at-Risk或风险价值)风险度量方法出现以后,便在金融经济领域广泛应用。进而有研究者把VaR运用到投资组合理论中替代方差来度量风险,对均值—VaR有效前沿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当资产收益非正态的条件下,VaR不满足次可加性,不是一致性风险度量而且仅表示出损失函数的分位点等缺陷,研究者又提出了几种对修正方法。例如, Conditional Value-at-Risk (或条件风险值)描述超过的损失均值;ER(Expected Regret或预期遗憾)描述“残余”损失的均值,损失到底超过多少。本文目的就是要评价在实际运用中,在同样置信水平时CVaR和ER度量风险的表现,研究均值—CVaR模型和均值—ER模型分别得到的资产比例最优解和均值—VaR有效前沿是否相同。通过对从上证50指数样本股中选取的10种股票组成一个投资组合的实证分析,得到结论:(1)在其它条件同等下,预期遗憾ER能够更好地度量风险,尤其是设定在较大的阈值条件下求解预期遗憾ER最优化问题时,能得到更真实、准确的均值—VaR有效前沿;(2)通过CVaR风险最小化和ER风险最小化都可以对初始组合里的资产的比例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整,但它们的解在实际操作中是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