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环境和资源对发展的制约也日益突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的本质在于协调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去减少污染、美化环境。而解决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切入点在于采取以创新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径。因而,本文从环境和创新两方面定义绿色效应。由于环境污染天然存在的“外部性”属性,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存在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不一致性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环境问题无法单纯依靠市场解决,政府必须参与解决环境问题。从政策工具视角而言,环境财政是政府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杠杆。环境税费制度是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工具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治理工具层面,本文以环境保护税为切入点研究环境财政工具的绿色效应。从环境治理体制层面,中国环境管理机构依托于中国的多级政府体制而建立,因此环境政策的实施要求在各级环境管理机构中进行合理的事权划分。本文以纵向环境分权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绿色效应。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纵向环境分权体制对环境财政政策工具（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执行力的影响。本文研究对中国下一阶段环境保护税制的继续完善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环境保护税对相应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提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氮环境保护税税率有利于降低对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但是提高化学需氧量环境保护税税率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存在反向“负激励”;第二、提高一种污染物环境保护税税负会产生外溢效应,且这种外溢效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在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内部,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多产生“协同减少效应”。而在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之间,环境保护税政策的外溢效应则显得多样化。水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可能会降低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而空气污染物排污费标准的提高往往会加剧水污染物的排放。第三,要实现环境保护税的政策目标,必须配套相应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并保证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政策。第四、环境税的创新效应在空气环境税和水环境税之间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提高空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的税负对地区创新水平有着不利的影响,而提升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税负正向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第五、中央与地方的环境分权虽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然而其对地区创新水平产生不利的效果。地方政府内环境分权损害地区环境质量和创新水平,对于地方政府内具体层级环境管理机构而言,省级环境管理机构承担更多的环境事务有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和地区创新水平;市级环境管理机构承担更多的环境事务,虽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的排放,但其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县级环境管理机构承担更多的环境事务既不利于地区环境污染的减少也不利于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于具体的环境事务性分权,我们发现,央地环境行政分权不利于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且其对地区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环境行政事务由省级环境管理机构承担虽然能够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对地区环境质量改善的影响并不显著;市级环境行政分权虽然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和创新的双赢,但市级环境行政分权对地区创新水平的作用不及省级环境行政分权;县级环境行政分权对地区环境质量和创新均有着不利的影响;对于环境监测事务,本文发现,央地环境分权能够同时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省级环境监测分权与地区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与地区环境污染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市级环境保护机构承担更多的环境监测事务虽然有利于促进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但不能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县级环境管理机构承担更多的监测事务,则同时不利于环境改善和创新发展。从环境监察事务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央地环境监察分权对地区创新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对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省级环境监察分权能够实现环境质量和地区创新水平的“双赢”;市级环境监察分权虽然能够降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但其效果大小不及省级环境监察分权,且其并不能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最后,县级环境监察分权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减少和创新水平的提升均产生不利的影响。第六、对于地方政府内纵向环境分权对环境税执行力度的影响,本文发现,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内环境分权有利于提高地区环境税开单力度,但对环境税征收力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具体各级环境分权而言,我们发现省级环境分权不利于环境税征收力度的提升,但对环境税开单力度没有显著影响,市级环境分权显著降低环境税开单力度,但对环境税征收力度没有显著影响;县级环境分权对环境税开单力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环境税征收力度之间的系数并不显著。对于具体的环境事务分权,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内环境行政分权对环境税开单和征收力度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地方政府内环境监测分权对环境税开单力度有着不利的影响,但是对环境税征收力度的系数并不显著;地方政府内环境监察分权与环境税开单和征收力度的系数均不显著,对于各层级环境事务分权而言,省级环境管理机构承担更多的环境行政事务不利于环境税开单力度的提升;然而,其承担更多的环境监测事务将提升环境税的开单力度,但弱化了地区环境税的征收力度;省级环境监察分权则同时削弱地区环境税的开单和征收力度。而对于市级环境管理机构,市级环境行政分权对环境税开单力度和征收力度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市级环境监测分权不利于环境税开单力度的提升,但对环境税征收力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市级环境管理机构承担更多的环境监察事务对环境税开单和征收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对于县级环境管理机构,其承担更多的环境行政事务对地区环境税政策的开单和征收力度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县级环境监测分权对环境税执行力度的影响不显著;县级环境管理机构承担更多的环境监察事务对环境税开单力度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其对地区环境税征收力度有着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先,本文首先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的视角,系统检验了中国环境税对地区环境和创新的影响,这既避免了采用排污费总额衡量中国环境税政策效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又可以使我们从城市层面和各类污染物环境税的层面考察环境税的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环境税政策对环境污染和创新的政策冲击效应进行了研究。通过梳理中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本文指出中国环境分权不仅仅只包含环境事务和权力在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之间的分配,还包括在地方政府内各层级政府之间环境管理事务和权力的划分。而后,本文运用各级环境管理机构的人员分布数据构建了包含央地环境分权和地方政府内环境分权的中国纵向环境分权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中国纵向环境分权的环境效应和创新效应进行了研究。最后,通过梳理中国排污费征收流程,本文将中国环境税（排污费）执行力度划分为环境税开单力度和环境税征收力度两个维度。我们对中国地方政府内纵向环境分权对环境税执行力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丰富了相关环境政策执行力度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