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研究始自上世纪50年代。它以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即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走向形成为标志,并在80年代文化视角的引入,即文化学走向形成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文化学走向的兴起使翻译理论研究突破原先单一语言学研究走向的束缚,开始向多元、文化研究方向发展。翻译理论研究由语言研究的一统天下向语言、文化二元共存演化,呈现分化态势。这种现象在开阔了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研究视角的同时,也加剧了理论间的冲突与不和谐。如何整合两大走向的研究成果,使它们在统一的学科框架下共同发挥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是摆在翻译理论工作者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两大翻译理论走向作了简单的陈述,指出它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简言之,语言学研究走向重视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而缺乏全局观和学科意识,它在对具体翻译问题发挥指导作用同时却使得翻译研究失去方向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文化学走向具有大局观和学科意识而缺乏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力,而且,它自兴起的那一天就使翻译研究时时面临着被纳入比较文学范畴的危险。两大走向都面临着翻译本体研究的危机,同时各自研究的深入又加大翻译理论研究作为统一学科的理论张力。只有形成理论上和谐统一的翻译学科,才能消解这种张力。因此,本文接下来强调了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翻译学科的必要性,并且以国内两种不同声音的辩论作为支撑。指出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翻译学科对于整合两大走向研究成果,使它们在统一的学科框架下共同发挥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是非常必要的。 统一的翻译学科意识树立以后要解决的是“如何建设”的问题。这也是本论文的核心。本文在两条思路下围绕着翻译理论建设的三个维度即哲学层、方法论层和策略层进行展开。其一,是以语篇语言学中的信息性概念来沟通翻译研究的两大理论走向。通过比较“信息性”与“衔接和连贯”——这一传统语篇翻译的核心,指出信息性更具动态性,更有利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从而利于文化操纵。这样,就从方法论层次上对意义中心主义提出修正,指出交际价值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强调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哲学思想,反对文本中心主义。其二,是以施为用意为策略指导具体的翻译活动。通过语用学概念“施为用意”的引入,强调文本的交际本质和译者用意的中心地位,否定传统翻译研究追求意义“对等”的思维定势。为翻译理论建设解决了实践操作性不强的痼疾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