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自2014年启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但在既有的法律制度环境下,我国企业创业创新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准入门槛困境,表现为创业创新标准不统一且过时,创新企业认证门槛低,由此导致国家补贴资金浪费严重,社会资金无理性大量投入。二是企业发展困境,表现为初创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创新技术标准要求畸高,政府监管过度严格,由此导致相关行业萎缩。三是激励机制困境,表现为企业专利保护不完善,职务发明知识产权归属不合理,由此导致创新人才激励难题。三重困境背后更本质的问题,是既有法治模式与创业创新价值的背离。借用诺内特、塞尔兹尼克的分类,我国创业创新相关法律存在三种模式。其中,“压制型”法治模式旨在稳定秩序、保障基于经验的预期,但创业创新恰恰要求打破预期,发现更多的行动空间;在“自治型”法治模式之下,法律机构以实体服从换取程序自治,采取僵化的法律形式主义,克制公共政策和社会效果考量,也不适应创新创业的需要;“回应型”法治模式在扬弃压制型法治模式与自治型法治模式的基础上,秉持目的导向,倡导社会参与,主张实质正义,但国家法对统一的实质目的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经济生活的外部干预,同样不符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追求。我国的创业创新法治模式,亟需进一步转型。德国法社会学家托依布纳吸收了卢曼的法律演化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社会演化模式,在“回应型法”的基础上,运用更具综合性的社会与法律共变的模型,提出“反身型法”这一新的法治模式。反身型法治模式试图避免对“创业创新”发展的直接干预,要求法律仅仅决定未来行动的组织前提和程序前提,将创业行动本身交由创业创新主体和社会组织进行“去中心化”的“自我规制”,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的动力,最适应创业创新的需要。反身型法治模式下的创业创新法律制度应符合以下四种理念,分别为赋予创业创新主体权力、政府给予创业创新环境保障、社会分担创业创新风险、利用商谈解决创业创新纠纷。根据以上四种理念构建的反身型“创业创新”法律制度能有效抑制创业创新的负外部性,促进我国创业创新发展。在我国构建符合反身型法治模式理念的反身型“创业创新”法律,首先应当加强外部立法保护,明确创业创新目标,规范创业创新立法,呈现地方立法特色。其次应当提升内部制度管理,政府设立统一管理机构,激发企业组织理性,提升行业治理能力。最后需要完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新法团谈判机制解决纠纷,引入反身型原理处理疑难案件,探索商事判例法律渊源地位,推广商事审判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