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解释四》增加决议不成立制度,由此构建了决议瑕疵效力的“三分法”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对股东会决议纠纷的裁判文书进行研究,探析司法实践中关于股东会决议瑕疵的效力区分整体情况,探寻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完善理论助力审判实务。整篇文章围绕三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对裁判文书样本进行分析,提炼出具体的瑕疵事由,剖析裁决路径及法律依据并进行纵向与横向的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瑕疵事由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区分较为混乱,裁判差异化明显,“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决议不成立与可撤销之间的效力区分混淆。主要在未通知特定股东、表决结果未达有效数等瑕疵事由上产生分歧。二、决议无效与不成立、可撤销之间的效力区分混淆,主要围绕伪造特定股东签字、未通知特定股东开会等瑕疵事由的效力区分产生分歧。研究发现,决议无效在实务中极具扩张性,审判者通过解释不断突破决议无效的审查对象与审查范围。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司法实践中关于未通知特定股东开会、伪造特定股东签字的裁判分歧及决议无效制度扩张适用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索。经分析认为,其援引或为以下几点:1.股东会决议的法律定性、构成要件的不明确致使部分法院难以清晰掌握决议不成立的判断标准,更无法在决议不成立与可撤销之间划出界限;2.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判断路径准多元复杂致使裁决尺度不一。决议不成立存在两条判断路径,一为程序瑕疵程度,二为构成要件。裁决路径的多元必然导致裁决尺度的异化;同时,程序严重瑕疵的判断具有极强主观性亦使得效力区分缺乏客观的标尺;3.决议可撤销制度因受短期除斥期间的限制而救济乏力价值不成立适用困难,使得审判者基于朴素的正义观不断解释决议无效,扩大决议无效的审查对象与审查范围,不得已地将程序瑕疵事由纳入无效的评价领域。而决议无效抽象性、笼统性的规定又恰好为审判者的扩大适用提供了便利。第三部分尝试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本文认为,应当于立法层面明确股东会决议系以公司为主体的单方法律行为并构建决议行为的基本成立要件,即当事人、意思表示、标的。但股东会决议作为单方法律行为在成立要件上存在特殊之处,特殊一:当事人的判断应当聚焦于股东会会议体的组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特殊二:意思表示的有效作出应当以全体股东的意志为基础以及是否满足多数决的民主决策机制。通过构建决议的成立要件与可撤销进行区分,当出现的程序瑕疵事由致使成立要件无法满足的,则属于决议不成立,其余的程序瑕疵事由归为可撤销予以调整。与此同时,应当将决议无效的审查对象严格限定于决议内容。对决议无效条款应当采取列举式加兜底的方式以限制审判者自由解释决议无效的空间。笔者认为可以决议内容违反公司人格独立以及损害股东、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作为明确列举的无效情形,同时以决议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为兜底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