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罗干同志也提出了衡量行政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准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在行政审判工作中,要用协调、调解、和解等方式快速、高效的解决纠纷,促进司法和谐。然而,考虑到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以及行政诉讼调解有可能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和置行政行为合法性于不顾等原因,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历经十多年的酝酿讨论却仍然千呼万唤难出台。而比理论更进一步的是,很多法院通过庭前调解的方式让行政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未判决前或承诺判决后按合理方式解决行政纠纷,从而通过原告撤诉来实现结案了事。这种做法,既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也会让法院的上诉率降低,有利于法官的评判,因而广受地方法院的推崇。但是,这种“协调”没有立法的规范,治标不治本,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真正的维护。因此,笔者认为有探索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必要,这不仅有利于快捷高效的化解行政纠纷、而且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本文从行政诉讼调解的概念入题,通过阐述行政诉讼调解的性质和特征,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现状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难以出台的原因,从调解制度的目的、我国审判实践、行政诉讼成本、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分析了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通过介绍国外行政调解制度的成功经验和我国行政调解的实践积累,论述了我国建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基于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思考和分析论证,本文从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原则、受案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提出了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基本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