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宗旨，在观察国家政治、朱子学与元代抚州儒士生活之间的互动，以揭示新的地方性格在元代儒士身上的成长。 宋元之际的政治变动影响着抚州儒士的生活与朱子学的传布。宋元战争爆发，卷入战争的抚州儒士，尽管政治态度、行为表现各异，但他们大都依托家庭、地方社会展开行动。战争严重破坏了抚州的社会秩序，许多儒士的家庭遭受摧折。战争之后，抚州儒士几乎都处于隐居田园的状态。元初科举的停废，意味着抚州儒士无法再凭借科举的管道步入仕途。他们退回到地方，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虽然仍有部分儒士为家庭、社会身份计而固守旧习，但许多人开始捐弃举业，转而攻习诗文与朱子学。 元初诸多的政治社会因素，如宋元战争的毁坏、杂泛差役的繁重、胥吏的侵渔、科举的废罢，迫使抚州儒士转向整治生业。迄元末，他们周遭的政治社会环境并无实质性变化。终元之世，治生一直占据着抚州儒士生活的重要一隅。通过治生，他们不仅可以赚取生活来源养家糊口、恤亲济邻，而且可以突破个人家庭的院墙，获取地方声望，寻到入仕为官的机会；更可以超越平庸的世俗生活，在平凡的治生行为中觅得践履儒者之学的门径。 治生终究只是一种理家的经济行为。在宋元儒士的齐家理念中，治生理家虽然重要，却非首要。他们不约而同的将采行家礼、敦化人伦视作齐家的首务。元朝礼制荒疏，家礼主要由儒士自身提倡、实践。深入抚州儒士的冠礼、祭礼仪式，便会发现他们大多依据流行士俗、生活经验、家庭习惯践行家礼。只有一二儒士严格遵循朱子的家礼主张。不过，在大儒的引导下，冠礼中的“字说”虽是俗礼，个中却也渗透着朱子学意味浓重的礼“意”，而朱子的祠堂之制则被一些儒士注意、接受和消化，成为祭礼的新方向。 和睦宗族也是朱子教化理念的重要部分。正如家礼一般，朱子的宗族构想尚未完全进入抚州儒士的视野。他们的合族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依照自己的宗族经验展开。随着时间的流转，宗族合族礼仪的成熟，地方各宗族之间也会相互借鉴、吸纳。不仅如此，儒士的家庭经济状况亦制约着理念的实现。当然，儒士参与建造宗祠、聚族会拜、纂修族谱、兴办义学等宗族活动在元代抚州还是明显增多。 朱子的教化理念中，以书院理念在元代最为流行。这与元朝政府积极推行书院政策不无关系。但随着书院官学化运动的展开，书院事务开始遭遇官方的强行介入，书院自由讲学的传统遭致侵蚀。。儒士一方面汲取书院官方化的有益成分兴造书院、维持书院的运作；另一方面时刻高举理想的大纛，注意书院官学化可能给书院带来的反噬，以期避免蹈入丧失书院讲学精神的境遇。然而，儒士的诸多努力仍难以阻止书院失去学术活力，迈向平庸的官学之路。而大部分普通的抚州儒士更倾向进入县学，实践他们参与地方教育的理念。元代抚州各县财政不足，给抚州儒士提供了参与兴建县学事务的有力契机。他们在县学事务中的深入度、齐整性超过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