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状产生于汉初，定型于南朝。南朝行状标志着行状的成熟，任昉的创作则奠定了行状文体的基本体式和规范，《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被选录入《文选》作为行状的范文。南朝是行状文体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行状发展史上具有阶段性特征。首先，从汉初到南朝，行状的文体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提供备选人的基本材料发展为议谥、述德或为亡者立碑、作传提供原始材料，南朝行状已与汉初的行状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行状是杂传的一种，既具有杂传的一般文体特征，如采用纪传体的篇章结构，还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体特征，如叙事的特殊“真实性”、议论的主观性。其次，行状由其文体功能决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南朝行状与祭礼密切联系，它的文体功能渗透着儒家礼仪的影响和制约，是礼的外在表现。南朝行状还是人们留名万世的心理需求的反映。可以说，南朝行状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再次，受南朝美文学思潮的席卷，南朝行状极度追求语言的藻饰、对仗，大量使用典故、修辞手法，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状主的选择上，由尚武向崇文转变，状主的身份也有所拓展，僧尼进入关注视野；在人物刻画方面结合当时的时代风尚，不仅详细记录人物的生平行迹，还注意到人物的精神风貌，学识修养等。南朝行状是行状发展的关键时期，带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全面系统地考察南朝文学的发展全貌，应该把南朝行状纳入关注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