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因商建市,商业气息浓厚,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和统治思想随着青岛早期的殖民地化而不复存在,商人组织自然在青岛的社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近代史上青岛的地方政权不断变换,每一届政权存在时间都不长,这就为商会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为了稳固统治,历届政权对本地的商人组织这股强大的社会、经济力量无不设法进行驾驭,试图将其驯化为政府的工具和代言人。通观青岛商会发展史,尽管青岛的历届地方政权并未有意赋予商会多少实际的权力,但是商会的事务和权力却远远超出了对会员和商务的管理,拥有了隐性的社会管理职能。而商会这种隐性的社会管理职能在沈鸿烈主政青岛期间得到了有效的指导与运用,因而获得了显著成效,青岛商会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二衙门”,这是青岛商会与众不同之处。然而抗战爆发,青岛沦陷,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日本殖民当局强行将青岛市商会纳入地方政府统治系统,并将其改组为协助统治者统制地方经济、监控本地工商界的工具,在强权的干涉下,青岛市商会失去了民间性与自主性,成为名存实亡的半官方组织,其“二衙门”的特征基本丧失。抗战胜利后,为了达到“把握商会,控制商人”的目的,青岛市市长李先良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将商会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在他的干预下,商会完成了战后复员。但是面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及商会因内部矛盾陷入瓦解的窘况,李先良不得不委派专人组成整理委员会,对商会进行整理。经过87天的整理工作,商整会对商会进行了初步改造,重组各工商业同业公会。虽然李先良希望借此次整理,将国民党党政势力进一步渗入商会,进而控制商会,但是由商人组成的整理委员会对于政府的意图并未在实际行动中认真贯彻执行,而是处处维护商会的利益,并且在整理期间率领各会员对政府的不合理税收进行了抵制。此次整理使青岛市商会得以重建,也为商会注入了一丝活力。1946年4月26日,青岛市商会正式宣布重建,之后在新任理事长、官商李代芳的率领下,青岛市商会开始走上复兴之路,并将自己定位为上助政府、下扶会员的中间组织,希望能够与各级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重振往日的辉煌。以此为前提,青岛市商会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通过努力,逐渐在国内工商界中重新崭露头角,并且成为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政治方面,青岛市商会通过商联会、青岛市参议会等平台,积极向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言献策,同时强烈抵制政府对于工商界的不公正待遇,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经济方面,青岛市商会能够及时的向会员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法令,维护工商界的经济利益,并且协助政府稳定和规范地方商业秩序,为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在社会生活方面,青岛市商会不仅能够积极参加各类社交活动,还广泛参与本地区的教育、慈善、救济、社会建设,如设立商业职业学校、救济灾民、解决会员的困难、参与植树等活动,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但是随之而来的内战打断了商会的复兴计划,内战的到来引发了国内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使工商界陷入危机。然而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内战以及政治上的独裁,不仅未对经济采取有效的调控,反而大肆压缩商会的活动空间以及话语权,而商会又未能及时调整策略,与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导致政府与商会之间的怨隙越发增大,商会作为一个中间组织已经无法有效的发挥作用了。受战争的影响,青岛市商会与青岛一起被孤立在山东半岛一隅,商路闭塞,货物匮乏,而商会亦受影响,难有作为,并且成为地方政府、军队任意勒索的对象。在天时、地利、人和等生存的前提条件逐一丧失后,青岛市商会不仅无法再度成为“二衙门”,反而迎来了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其生命的最后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