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必须当即计入费用；新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将研发投入资本化。本文探讨了这项会计改革是否提升了我国上市企业会计信息的有用性(Usefulness),包括从价值相关性和分析师跟踪的角度来分析对会计信息估值角色(Valuation Role)的影响,和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及CEO离职-业绩敏感性的角度来分析对会计信息缔约角色(Contracting Role)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研发投入的会计处理牵涉到准则对会计信息相关性(Relevance)和可靠性(Reliability)的取舍。具体来说,如果允许管理者有条件地资本化研发支出,则一方面,这不但有利于将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现金流的技术确定为资产,而且能够通过资本化、减值和摊销这三项重要的会计选择(且对于每个会计选择都有“是否实施”、“实施多少”、“何时实施”这三项决策)来释放管理层对研发活动内部信息的信号,从而提升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另一方面,由于研发活动风险较高、后续前景很难提前确定,且管理层存在利用这项便利进行盈余管理的嫌疑,因此有可能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会计信息对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有用性,则取决于相关性和可靠性两者的综合权衡。中国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为检验研发会计处理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契机。一方面,这是全球范围内近年来少有的研发会计处理的变更。1974年,美国SFAS第2号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要求所有研发投入当即进行费用化(1985年SFAS第86号确定了软件业的例外)。之后30年,很少有主要经济体变更研发的会计处理方法(详见2.1.2小节)。另一方面,中国的独特性能够拓宽对研发会计研究的外延并加深其内涵。在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提出要创建“创新型”国家的愿景,允许研发投入资本化便是相关措施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脆弱的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不成熟的审计师行业,是否使得“相关性”和“可靠性”有着与成熟市场不一样的权衡关系还不得而知。因此,对中国研发会计处理改革进行研究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同时,这项研究还能够有助于我们增加对新会计准则的后续影响的理解,从而具有现实意义。虽然国内已经有一部分研究探讨研发会计处理改革的经济后果,但这些研究都只关注某一个特定的方面,如“改革后研发投入是否增加”等；同时,这些研究在研究设计上都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如只是进行改革前后的对比,缺乏控制组进行对照,因此很难排除其他可能解释,如这些变化纯粹是时间趋势而已,与这项改革无关。本文较为全面地探讨了这项改革是否提升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本文从会计信息估值角色(Valuation Role)和缔约角色(Contracting Role)两方面进行探讨,分别分析了这项改革对价值相关性、分析师跟踪、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CEO离职-业绩敏感性这四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前两者关乎估值角色,后两者关乎缔约角色。为了控制新会计准则其他变化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环境变化等宏观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采取双重差分(Diff-in-Diff)的方法,使用控制组来剔除这些噪音的影响。本文采用四种方法来区分一个公司是否受到这项改革的影响,而将不受影响的公司作为控制组。(1)Hi-Tech:一个公司是否处于高科技行业；(2)Patent:一个公司在2004-2009年是否有发明型专利；(3)Capitalized:一个公司是否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确实对研发投入进行了资本化；(4)CapAll,以上三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在所有的回归中,上述四种衡量方法提供了基本一致的结果。即相对于不受改革影响的公司,受这项改革影响的公司的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提高,分析师跟踪增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CEO离职-业绩敏感性都提高。这表明,资本化所带来的会计信息相关性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可靠性降低所带来的损失,这项改革提高了会计信息在估值和缔约中的使用效率。进一步地,本文还探讨了这项改革的影响的截面差异。具体来说,本文发现改革对会计信息两种角色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会计质量比较低的公司中(或者在会计质量比较低的公司中提升比在会计质量高的公司中要高)。本文同时使用基于修正DD模型计算出来的可操纵应计的标准差(Francis et al.,2005)和对好消息与坏消息确认及时性的不对称性(Basu 1997)作为会计质量的度量,都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这意味着,这项改革对会计信息之于使用者的有用性的提升在会计质量低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项改革能够提升企业的会计系统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能力,而这种提升对于会计质量低的公司,也就是那些会计系统原本不能够很好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公司帮助更大。这种推测得到了证实,即后续补充检验表明,这项改革确实能够提高了企业的会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