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服务，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生物多样性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传统人与自然两分的自然观念及其技术应用是这一危机的根源，解决这一危机需要转变西方传统观念，建立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　　 彝族是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区。彝族族源主体是以游牧为生的羌人，在广泛的民族交融与分化中，彝族族群得以形成，采集、狩猎、农牧兼营成为其生产方式。金沙江南北两岸，北纬22°-29°、东经98°-108°之间，海拔在1500-3000米的山区是彝族主要分布的地区。这一地区有着广泛的环境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虽然彝族聚居地区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交流和发展不平衡，但长期依赖于自然的生产生活形成的独特自然观念和农业生产方式却有效地维护了其生存环境的生物多样性。　　 由于彝族地区树木丰富，长期生活在多树的环境，彝族人深切地感受到了森林对于人、对于动物、对于大自然的重要性，体会到树是人类生存和大自然生机勃勃的基础，在彝族的自然观念中，天地万物就来自于“树”的变化，一棵“梭罗树”成为了天地万物之源。万物因“梭罗树”而生，也禀受了来自“梭罗树”的生命特征，这一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万物都有播种、发芽、开花和结果的生命循环。万物接受着“梭罗树”的生长调控，地上树木承接着“梭罗树”的作用。生命的灵魂来自于树，由于树木对于灵魂的重要性，人和万物的生存都离不开树。树木不仅是自然万物生命的根源，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依据。神对这个世界的调控与树木的作用形成了统一，人们对神的敬仰和期望，直接表现为对树的崇拜和祭祀，树成为了各种神的化身和象征。　　 彝族地区有丰富的树木，也有丰富的动物。在彝族看来，各种自然存在物在具有树木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动物的特性。自然事物不仅具有与动物相同的身体结构，也具有其雌雄相分、生长发育和交配繁衍的特点。相配是事物生长发育的本能，自然界中各种事物都要相配或出嫁，但相配并不局限于同种同类事物之间，彝族人认为不同种类的事物也能够、也要相配。不同事物的相配使自然事物之间相互依赖，一种事物的相配为其他事物的繁衍发展创造了条件。不同事物的相配可以实现事物之间的互补与协同，从而更有利于相配双方的生存。自然万物的繁衍发展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共生共存，因此，相配给予了自然以稳定的存在，通过同种和不同种事物的雌雄相配，自然世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在这一整体中，万物各得其所，有序而稳定。　　 一个稳定的世界也是一个平衡的世界，在彝族看来，这种平衡并非绝对的均匀，而是最大化多样性的共存。通过对自然事物存在数量和比例进行控制，让万物各有所得，使各种不同的事物获得生存的保障是自然平衡的要求。在彝族看来，各种大小、形状、方位、重量、功能等差异的存在都是自然事物之间相互制约平衡的需要，在自然的平衡中，不仅那些对人有用的事物要存在，那些凶猛的动物，甚至一些对人类生活有害的事物也是自然平衡中不可或缺的。要维持万物之间的平衡，就需要对各种自然事物的生存范围包括神灵的行为活动有所限制。人的发展就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生存对环境多样性的认识与利用、农业生产对自然开发的限制和约束就是彝族人与自然平衡的结果。　　 在生物多样性自然观念的指导下，彝族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产活动，以“树”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协同合作的生产方式以及农业生产中的生物多样性技术是其生产的特点。　　 在彝族看来，“粮”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农作物和畜牧养殖品，野生植物和动物也是“粮”的重要组成，森林资源不论作为食物的保障还是经济收入的来源都有着重要作用。利用野物对食物的依赖性将森林环境中牛、羊、马、猪等野物驯化，彝族发展了畜牧养殖，而山地中丰富的草木又使野外放养成为了彝族畜禽养殖的主要方式。畜牧养殖的兴旺是以树木为表征的牧神或山神等神灵保护和作用的结果，也是彝族放牧活动对草木生长的有效维护。以“树”为象征的神灵维持着彝族畜牧养殖与自然的平衡。为保障作物生产的顺利进行，农作生产从耕作、播种、病虫害防治到收获都离不开树木的作用。　　 自然资源是彝族农业生产的基础和条件，但在利用自然环境的农业生产中，彝族人并不单纯从自然中获取利益，通过采集狩猎、作物生产、畜牧养殖与自然的协同，对山地、森林和野生动物的合理利用不仅保障了农业生产的进行，也维护了其生存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在彝族农业生产中，不仅作物生产、畜牧养殖成为了自然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的有机组成，畜牧养殖与农作生产这两大生产活动也在与自然环境的协同中互为作用，共同发展，畜牧生产既是食物生产的组成，也是农作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彝族农业生产中既有作物生产与畜牧养殖的配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合作，这种生产合作广泛存在于男女、家庭、村社、地域以及各民族间，合作不仅是合理分配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环境多样性充分利用的要求。　　 利用山地多样性环境，彝族农业生产呈现出结构和品种的多样性。彝族不仅有林业生产、作物生产和动物生产，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中，通过环境和生产的协同，种植与养殖的协同，彝族地区作物生产不论是动植物生产品种，还是生产技术都具有生物多样性。利用混作、间套、套作、换种等方法，彝族人利用不同环境尽可能多的种植多种作物，与此同时，配合作物生产，彝族动物生产也具有多样性，其畜牧养殖既包括利用坡地杂草的水牛、黄牛、山羊、绵羊、驴、马、骡、兔以及各种野生动物，也包括利用农副产品的猪、狗、鸡、鸭、猫等，利用多种动物的混牧以及对不同动物群体的管理是其实现多样化畜牧养殖的有效方法。多样性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彝族生产工具的多样性，彝族人不仅针对动植物生产的工具多样，生产工具制作与利用方式也具有生物多样性。　　 彝族自然观念和农业生产源于对其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利用，随着现代农业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和技术逐渐显示出了对环境、生物多样性维护以及经济发展的价值。　　 与西方科技人与自然主客二分，人具有主宰自然权力的伦理价值不同，彝族将树作为自然万物之本，人类虽然也有自己的权力，但树木才是这个世界的控制者。由于万物是与人相同的生命存在，自然的繁衍是人类繁衍的基础，人们在利用自然谋求生存的同时，也具有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和要求。尽管农业生产生活总是不可避免地对自然改造以适应人类的需要，但由于彝族对自然资源有节制的使用，农业生产中通过多样化的生产结构和种养殖技术维护生物多样性，其农业生产尽可能地避免了对自然的过度开发。随着传统自然观念的消退，彝族地区农作生产方式发生着改变，片面发展农作生产导致的森林大量砍伐、集约化耕作方式带来的水土流失、单一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导致的化肥农药广泛使用以及畜牧养殖对商品价值的追求带来的是灾害性气候频发、滑波泥石流不断、野生动物的消失、畜禽品种的退化和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由此而产生的是彝族地区的贫困。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存发展的困境中，传承和发展彝族传统生物多样性智慧及其农业生产对彝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价值日益显现。利用传统生物多样性观念，在彝族聚居地区恢复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传统宗教信仰活动，开发森林产品，发展林下种植养殖，建立林业-种植业、种植业-畜牧业以及农业-工业的良性循环，发掘传统荞及野生近缘种特色农产品的商业价值，利用传统合作关系建立新型农业股份合作发展规模化经营将是彝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