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工业化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随着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财政分权模式变化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制度变迁,我国同时又出现了全国整体城乡二元差距扩大的现象。这种差距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公共品供给以及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补贴、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因此,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可量化的经济发展方面,还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刚性,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民数量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并且以城市和农村为地域形成了城乡相互隔离的发展模式。1949年,我国的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30%,但现代工业仅占17%。因此发展工业是当时的必然选择。受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虽然这种战略提高了工业产值,但是脱离了当时中国劳动力剩余和资金短缺的客观实际。而且,政府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了人口的流动,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使得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生成。在这种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战略目标下,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的我国来说,政府只能通过价格“剪刀差”、税收、储蓄转移等方式从农业中吸取剩余,用农业支援工业来支持工业化。从而形成了先进的现代产业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的二元经济对立格局。这一历史原因,使得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呈现出以下特征：(一)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三)城乡经济差异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四)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从而延缓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可以看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而财政制度作为政府调控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财力工具,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建国之初,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为了发展经济,政府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也就决定了要选择城市优先发展的道路。这种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制度安排,包括税收、财政支出以及公共品供给等方面,其核心就是“农业哺育工业,农村哺育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的财政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集权财政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过渡并逐步完善的过程。具体来说,财政制度的变迁从支出结构看,表现为经济建设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下降,满足公共需要的社会性支出比重上升。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看,财政纵向分权程度逐步提高。财政制度作为政府发挥其职能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城乡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伴随财政制度的演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二元反差系数、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分别由1978年0.449、0.165、2.57变为2010年的0.265、0.194和3.23,城乡二元差距有所缩小。可以看出,财政制度在由集权型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也影响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城乡二元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对我国财政制度在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由集权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的过程中,我国财政制度变迁的轨迹主要是通过宏观税负、财政分权程度、财政支出结构等特征反映出来。本文就是从这些反应财政制度的指标和二元经济各指标出发,通过定性描述和相关指标数据刻画我国财政制度变迁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实证分析来剖析我国的财政制度对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效应的影响。基于1952-2010年的统计数据的模型,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前,地方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二元反差系数的影响比较大,从而对二元城乡差距的作用也比较大。这一期间,提高地方财政支出比,会增大二元反差系数,从而使得城乡差距增大；而提高GDP中财政支出的比重,可以缩小二元反差系数,从而使得城乡差距缩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和财政分权度,对二元反差系数的影响较大,从而对城乡二元差距转变的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而且随着支农比重的上升,二元反差系数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乡二元经济的转化。因此,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在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政策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因此寻求促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根本做起。因此,协调推进农业与非农产业产值结构转变,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是优化我国财政制度的方向。根据现阶段城乡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状态,具体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1)调整支农结构,继续加大政府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农业基础设施、农产品价格补贴等对农民增加收入的作用比较明显,可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但由于中国的农业基础目前还比较薄弱,收益性也比较低,并且承受来自于自然和市场的双层风险,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政府财政责无旁贷。这就需要政府继续加大财政支出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力度,包括为农村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品服务。政府财政还要主动承担农村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同时还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调整农业支出结构。而且,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要积极发展各种特色现代化农业,要注重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2)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增大对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随着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政府也应该在农村加强对农民的社保制度。逐步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以及农民的养老保险、社会救济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这不仅可以促使农民摆脱对土地的过分依赖,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速度,从而引导农业的在适度的规模上进行生产。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并在农村社保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的同时,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强监督和管理力度。比如,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各项农村社保资金的财务管理；逐步将各项农村社保基金纳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等等。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安排预算是,要把农村社会保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给予倾斜。(3)深化分税制改革,建立新型农村税收制度。分税制改革首先要尽快转变各级政府原有的职能范围,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范围,建立一套具有完整转移支付的财政制度,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需要扩大各地方政府的收入规模,增强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对于农业税收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的税负制度,建立适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村税收制度。比如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村治理机构。而且,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建立一套从上至下的、专款专用的财政转移制度。各级政府应该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上承担起自己应有的重任。(4)合理安排政府的财政支出。协调好地方财政支出与农业、经济建设以及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关系。政府应顺应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完善财政制度。在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同时,尽量通过财政农业支出等制度安排增加农业产值,使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快于产值比重下降速度,提供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降低二元反差系数。科教文卫对经济发展及个人收入的作用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教育等可以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可以缩小了城乡居民在自身条件上的差距。